程子华与解州苏家宅院

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红旗西路（原文奎巷）有一座四合院，名为“程子华故居”。该宅院曾是苏文海的住所，两进带一偏院，占地两亩，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坐北朝南，依次有门房、东西厢房、过厅、走廊、后院、后门。东面有一偏院。苏文海生子四人，长子苏瑞五，次子苏毓昌，四子苏卜五，三子因过继给姨母，改姓程，程子华就出生在该院的西厢房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家人大都在外工作，这所宅院曾做过解州大队卫生所。

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盐湖区）人，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保卫海陆丰战斗，组织了大冶兵暴，还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子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民政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1年3月30日，程子华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走出解州

程子华出生于1905年6月20日，自幼聪敏，好读书，爱劳动，7岁开始上私塾，12岁转入模范国民小学，老师给他取名程世杰。1919年秋天，他于模范国民小学毕业。

程家和苏家一样，也是贫民家庭，父亲在外县做事，薪水微薄，就靠母亲给城里的帽子铺做针线活维持家计。每年暑假、寒假，程子华都要上山割草拾柴，攒够家庭半年用的烧柴。程家供不起他继续上学，要他去学商业，赚钱养家。他想读书，自个儿跑到运城，考上了官费的第三贫民高小。学校补助每人每月一元两角钱的伙食费，吃的是馒头、辣椒和咸菜。住宿、课本、笔墨纸张全是公费，每年还发一套单制服和鞋。程子华就在那里继续读书，能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校长张春华在教室里挂了岳飞、关羽、戚继光等8幅历史名人画像，要同学们各选一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程子华选的是戚继光。他以戚继光为榜样，长大后投笔从戎。

程子华高小毕业后，程家父母劝他不要再上学了，让他学做买卖，但他还是想上学读书，便决定报考官费的太原国民师范。程家出不起路费，是苏家妈妈给了他两块银圆，他才到了太原，考上了国民师范。那是1922年的秋天，程子华已经17岁了。

在太原国民师范，他除了学好正课外，学会了木工活和纽扣、肥皂、粉笔的制作工艺，还会编织毛线手套、袜子和围巾。学校设有军事课，每周有一次野外演习。程子华认为，要反抗侵略就得学会打仗，因此他非常喜欢军事课。他们班一名同学的哥哥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的，有不少军事书籍，他常常借来阅读。那时在太原阎锡山军队里当司药的大哥苏瑞五，常常在生活上给他一些资助。

1924年，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录取比一般学校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全官费。第二年招收第二班，招生布告宣布改为自费，但穷苦学生可以申请官费。于是程子华牺牲了国民师范二年级学历，投考了进山中学第二班。考生2000人，录取40人，程子华如愿以偿考上了。

入学后，程子华连每月的伙食费都拿不出，申请官费，学校当局却不予批准，他就向国民师范体育教员请求回国民师范。因为他曾是国民师范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体育教员当然欢迎他回校。那时正值太原高、中等学校秋季足球比赛，国民师范同另一学校比赛，上半场输了一个球，下半场要程子华上场，程子华踢进一球扳成平局。于是体育教员报告学校总干事、说服班主任，同意程子华回到国民师范原来所在的41班。

实践锻炼人，时势造英雄。成立学生会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纪秀川被选为会长，程子华被选为副会长。他俩一起闹学潮、在学生会工作，彼此了解、互相谈心，讨论如何爱国和报国。纪秀川还向程子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进步书籍，从而使程子华逐渐知道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加入了国民师范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青年学社”，积极响应上海反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带领学生上街讲演，开展抵制日、英货等活动。

1926年6月，程子华由纪秀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青年学社”举行，主持人是共产党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同志。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并成立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此时，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派曹海龙、曹寿铭和程子华三人投考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在同学韩抚民、张勋慷慨解囊资助下，程子华等三人坐火车由太原经石家庄到北京，接上党的关系。他们带上党组织密写的介绍信，经天津坐海船到上海，又坐江船到武昌。1927年年初，程子华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实现了他从戎救国的梦想。

回乡找党

大革命失败后，程子华躲在广东的深山里，地方干部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饭。后来敌人“清剿”厉害，地方同志把他送出东江。程子华到揭阳县炮台火车站坐火车到汕头，从汕头乘船到上海，在旅馆里、马路上都碰不到熟人，无法找到党组织。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峻，他身上只剩4元钱，上海不能久停，便决定回山西解县老家去找党组织。

路费不够，只好逃票。他坐中国的招商轮，没买票怕船方搜身，就把仅有的4元钱绑在腿弯里。到了南京，他坐上津浦路的货车可以不买票，到了徐州，转乘陇海线的火车。陇海铁路管理严格，不能逃票，程子华只好沿陇海线徒步西行。好在程子华曾是国民师范短跑运动员和足球主力队员，又经过一年多的军队战斗锻炼，体质好，每天可走150里到170里。

他就这样忍饥挨饿，日夜兼程，一直走到河南西部的会兴镇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平陆县。当天越过中条山，下午走到解县的盐池边，等到傍晚才敢进城。恰巧，他在东城门洞里碰到他小学和国民师范时的同学刘开化（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入的党）的父亲。程子华跟着来到他家，得知刘开化在一个月前被捕，已被押送太原，其弟弟跑到西安去了。刘开化的父亲憨厚热心，招待程子华吃了顿饭。程子华非常感激，辞别刘父后回家，见到了妈妈和妹妹。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又很害怕，因为她们住的是别人的房子，院子里有邻居，当时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人，怕走漏了消息。家里不能住，妹妹送他到苏家。苏家父亲已去世，母亲生病，常有医生来看病，同样容易走漏消息，苏家也不能住，只能藏在红薯窖里。后来，又把他送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已去世，只有大舅在。

第二天晚上，他向大舅打听消息，听说国民党正在抓捕共产党人。形势严峻，家里待不住，我党的关系更是找不着，怎么办？家里人提议他到河南南阳去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军医的大哥。程家到当铺当了些东西，给程子华两块钱做路费。

当时，解县城门把守森严，晚上城门上锁，不准人进出。幸好堂兄苏继昌在西门外开了个饲料铺，供应过往马匹加料，与城门把守关系熟稔，白天与城门把守说：“有个亲戚是做买卖的，晚上要出城，请行个方便！”

“好说！你晚上来了，我把钥匙用绳子吊下去，你开启城门将人送走后再把城门锁上，让我把钥匙吊上来就是了。”

第三天凌晨2时许，程子华在堂兄苏继昌、四弟苏卜五的帮助下，经西门顺利出城。程子华与苏卜五相伴而行，披星戴月翻越中条山，迎着朝霞来到芮城陌南镇，在柳湾渡口找到二哥苏毓昌，在二哥护送下过了黄河，到会兴镇坐火车，再到驻马店下车，去找在南阳县岳维峻部当医生的大哥，不料大哥随部队到襄樊去了。

日暮途穷处，柳暗花明时。程子华在那里幸遇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的同学郭炳（山西静乐人，也是共产党员），经郭炳介绍，程子华到岳维峻部队当了营部副官，并找到了党组织，成为我党在国民党部队里的秘密负责人。也就是从这时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程子华。

故土情深

北京和平解放后，程子华戎马倥偬，率领大军一路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从河南、湖北打到湖南，所向披靡，连连取胜。在夺得衡宝战役胜利后，党中央一纸调令，任命他为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他告别22年的戎马生涯，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的激情燃烧岁月中，宵衣旰食，日夜奔忙，直到1960年才抽暇回乡一趟。此时，距他上次回家找党整整32年了。

他高兴地看到蜿蜒起伏的中条山，碧波荡漾的硝池滩，气势恢宏的关帝庙，还有熟悉的乡亲们。听闻堂弟苏雷生担任硝池渔场场长，带领社员在硝池滩耕湖牧鱼，发展水产业，不但供应运城市场，满足了内迁上海工人喜欢吃鱼的生活习惯，还支援了省城太原的市场供应；天旱歉收的当年，硝池渔场为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心里非常欣慰。

他还驱车到东湖村看望当年送他出城的堂兄苏继昌。堂兄已经过世，他给堂嫂讲了堂兄送他出城的经过，邀请堂嫂和孩子们到北京观光旅游。

尽管程子华过继给了姨母，但毕竟和苏家兄弟一母同胞，血浓于水，手足情深，战乱年代天各一方，仍然互相帮衬。

长兄苏瑞五，太原中医研究所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曾随三弟程子华到陕北红军医院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县、解虞县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

二哥苏毓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芮城陌南镇经营码头，把守柳湾渡口，不知送了多少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前往延安。有一年，苏毓昌和东底张村的任世杰（中共党员，时任解县游击队队长）联系，准备将收购的秋粮和棉花出售后参加游击队，不料内奸告密，遭到日军围击，被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四弟苏卜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做生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经程子华指引，他发挥多年经商优势，参加抗美援朝，做后勤保障工作，给前线采购物资，志愿军回国后转业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担任总保管。1960年，他响应党和政府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返乡务农。其子苏鹏飞在北京尚未读完小学，也随父母回到解州老家继续上学，从此成为这所宅院的主人。今年他已78岁，一面在此安度晚年，一面担负着程子华故居的管护工作。

欣慰的是程子华故居已修葺一新，期待陈列布展，对外开放，尽快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梁柱/图文

作者与程子华亲属苏鹏飞（右二）、苏伟（左二）、苏太驹（右一）、苏革驹（左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