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巷（40） 严德荣 长篇小说

龙门县城东边不远的仁贵村，就是唐朝名将薛仁贵的故乡，村南的浍河湾，相传就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打雁的地方。浍河两岸的滩地平展无垠，地下水位又特别浅，挖一个两米深的窟窿，支上一架水车，套上一头小毛驴，随着吱吱呀呀的水车声，清澈的井水就会顺着四通八达的渠道流进一片片翠绿的麦田。每当深秋和初春时节，南去和北归的大雁就会成群结队地经过这里，它们会在这一片浍河湾的河边、麦田里落脚过夜，啄食麦叶。天亮之前，这些大雁又会列队出发，它们排成一队队“人”字或“一”字，嘎嘎鸣叫着，继续飞向远方。

这一段的浍河有许多的河湾，并且很不固定。1966年的大洪水之后，浍河又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儿，原来河南边的地被冲刷成了新的河道，而以前的河道被那场漫滩横流的洪水淤平，在河湾的北边形成了一块几十亩大的新地块。南垣村跟武家关两个村子的纠纷就由此而起。浍南的南垣村认为浍河改道毁了自己原有的耕地，那么原来的河道淤积形成的耕地就应该是南垣村的。而浍北的武家关却一口咬定两个村子的耕地自古以来就是以河为界，不管河道如何变动，从来没有隔河种地的先例，因此这块地属于武家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两个村的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头头虽然也接触商谈过几次，但互不相让的谈判注定不会有结果。由于两个大队分属于城关和浍南两个公社管辖，两个公社的领导也彼此交涉过几次，当然也是无果而终。问题反映到县里，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县上的书记县长早已被打倒，各职能机关的头头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而新生的革命造反派正为了夺权相互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人管这件“闲”事。其直接的后果，就是酿成了龙门县自解放以来最大的一场械斗。

土地纠纷发生以后，两个村子里都是民情汹汹。农民固有的狭隘意识、传统遗留的是非心理、淡泊的法制观念，加上运动中情绪极端的革命口号，促使、煽动、裹挟着几乎每一个社员和干部。即使有那么几个明白人，但是谁也不敢出面制止或疏导。从1967年春节过后，两个大队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备战”竞赛，由青壮年组成的战斗队日夜操练，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也组织起来，准备着战时支援前线。南垣村由大队革委会主任杨林刚亲自挂帅，武家关的总指挥是党支部书记武唐杰。武高俊退伍后担任大队的民兵营长，而武家关大队由于紧邻县城，村子又大，县上武装部一贯重视，所以武家关民兵营是全县拥有武器的少数几个民兵营之一。村子要准备打仗，武高俊自然也成了指挥部的一名成员。

好不容易捱到麦收结束，武家关与南垣村的土地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马上就要复播秋庄稼，这块地的归属必须要有个结果。这一天，在一次擦枪走火的事件之后，大规模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天一大早，南垣村几个社员划着一条小船渡过浍河，登上那块地进行丈量，规划着要种植哪些庄稼。他们一登陆，就被武家关监视的社员发现了，河边很快就聚起了一堆人，一番唇枪舌剑的争吵和对骂之后，双方就开打了。毕竟寡不敌众，南垣村的几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逃了回来。

消息传回村里，杨林刚立即让各个生产队队长敲钟召集各自的社员，前往南岸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他自己则率领青壮年战斗队，悄悄向西进发，准备从渡口的浮桥过河，绕到对方的背后，实施包抄。

此时，两岸聚集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武唐杰带领的战斗队也来到河边。他看见南岸的人群声势不小，拽了好几只木船叫唤着想要划过来的样子，就布置他的社员守好滩头，坚决不能放南垣村的人上岸。同时吩咐武高俊带几个人立即回村，打开武器库房，把那十几支半自动**取来，分发给把守岸边的骨干民兵。

书记的这一决定，使得武高俊躲开了一场劫难。但是，却加重了他们村的劫难。

就在武高俊离开不久，武家关的人们终于发现了从背后包抄过来的南垣村的队伍，人群顿时慌乱起来。尽管武书记和战斗队的骨干们想要组织抵抗，但是为时已晚。南垣村的队伍高举着形形色色的武器呼啸而来，猝不及防的武家关人群瞬间就被冲散。双方的人员用原始的武器和农具在河滩里打成一片，铁锹劈，镢头砸，钢叉戳，棍棒乱飞，血肉四溅。不一会儿的功夫，河边的土地上就躺满了死伤的社员。武家关的人抵挡不住，已经四散奔逃，南垣村的人还在继续追杀，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倒下。一直追到离武家关村边不远，村里的人点响了打大雁的排炮。一阵巨响之后，追在最前头的人被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南垣村的人这才退了回去。

武高俊返回浍河岸边的时候，械斗已经结束了。南垣村得胜之后，抬着自己村的死者和伤员撤回了浍河南岸。现在满滩地躺着的都是武家关的人，人们用门板、平车把死去的亲邻往村里运送，不能走动的伤者或背或抬，直接就送去县人民医院救治，哭泣、惨叫和咒骂声充斥在浍河岸边黄昏的田野上空。

无知的村民们在狂热闹事的时候，根本预料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惨剧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尤其是死者的家人，他们几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武家关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两套班子也只能焦头烂额地应对着目前的局面。全村死于这场械斗的一共有十九个人，他们大多是生产队的骨干和家里的顶梁柱，如何料理他们的后事和安抚家属的情绪是当务之急。大队首先用提留款买了十九口柏木棺材送到各家，又指派专人专管丧葬之事，费用由大队统一支出。死亡补助和家庭抚恤方案等下一步再确定。三天之后，在大队舞台下召开了追悼大会，为村里“牺牲”的“烈士”的十九口棺材一字摆开，哀乐动地，哭声震天。武唐杰书记致悼词，号召全体社员要学习烈士的精神，继承烈士的遗志，吸取血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誓向敌人讨还血债！

老百姓在被煽动到头脑发胀时，往往会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世界的主人。他们不会认识到：即使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只是个蹦跳在如来佛手掌之间的小猴子。“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稳定了不久，两村的械斗事件就做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典型案例被各级领导重视。地、县公检法一体行动，一天之内就雷厉风行地逮捕了两边参与这一事件的首要人员，武家关和南垣村的领导班子无一幸免，龙门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中，两个村的人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些当初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时候才知道后悔莫及。武高俊就是这样子被抓进来，并且由于他的民兵营长职务，且有动用武器参与械斗的企图，罪行严重，问题较大，才跟几个首犯一起被“升级”送到地区看守所来关押的。而那块双方争得你死我活的土地，却以另一种名称出现在了报纸上：一篇题目为《浍河岸边的“友谊地”》报道中，详细讲述了武家关和南垣村革命群众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团结一心，你谦我让，共同耕种这块土地的阶级友情。武高俊和同监号南垣村的副书记杨慧生都读过这张报纸，两个人只能相对苦笑。

有了武高俊的陪伴照应，冯永春初入监室少了许多麻缠。没有几天，就跟号子里的人都熟络起来。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严禁互相谈论案情”，但是禁不住成天到晚在同一个盆子里吃食，往同一个瓦罐里屙尿，很快谁都知道了谁的底细。

靠窗睡的是临浍市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卢道明，他和三个同事犯的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进来已经四年了，另外三个老师已经陆续被判了十年、十五年的徒刑送到监狱去了，只留下他还是个未决犯，也是六号监室的“号长”。

挨着卢老师睡的就是武高俊；再一个就是龙门渡口的袁印奎，他住在黄河边一个石洞里，原来他是一名“船娃娃”，自从龙门口的黄河上修起了铁索桥，他就靠背那些胆子小、不敢走铁索的人过桥为生。据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在洞里借宿时偷走了他攒的钱，从此再不留人过夜。某天傍晚又有人来借宿被他赶走了，谁料夜里那人又踅摸回来躺在他的旁边。袁印奎半夜醒来吼了声“这厮又来偷我的东西”，就操起身边的斧头砍死了那个人，然后抱起死尸扔进了黄河。可这个袁印奎本来就是个半憨憨，神经病，始终不承认杀了人，却又说往黄河里扔了卷铺盖。进来几年，高大的身躯已经瘦的皮包骨头了，还是成天到晚嘴里嘟囔不停。

紧挨印奎子睡的是薛文山，这是一个杀人犯。他基本上不跟别的犯人说话，别的人也很少同他交谈。大家彼此都明白他犯的是死罪，手上的铐子和脚上的铁镣就说明了一切。只有冯永春刚进来时跟他有时说说话，还帮他掀起上衣帮他捉去背心和衬衫上几乎成堆的的虱子。

董应山是号子里进来时间最早的一个，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有人说他曾经吃过四颗人心，他却说自己是跟着叔父董其武在绥远起义的“起义人员”。真真假假谁也不清楚，只有逮起来四年了没有人过问是真的。挨着他睡的谭高路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抓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但他绝不承认，每次家里来送东西，他都要托大组长捎话，让妻子每月务必按时替他缴上党费。

谭高路往里，睡的家伙叫孙成相，他是六号监房里最轻松好动的一个。据孙长相自己说，不到三十岁的他已经住过了十三年的监狱：十六岁时就因为男女关系被判了三年，在劳改队里又差一点打死了人，加刑十年；后来由于表现好减刑两年；出狱后因强奸罪再一次判了三年；这一回又是因为老毛病，拦路调戏妇女被抓了进来。武高俊悄悄告诉冯永春，孙成相这次拦住的是城关镇革委会主任的两个女儿，他拿着根大棒子非要逼人家脱裤子，小姑娘吓得说姐姐要不咱就脱了吧。被抓住以后，城关镇柴主任领着人先把这家伙着实打了一顿，来看守所的时候是抬着送进来的，几乎半个月都没能下炕。不过这个人还真是特殊材料做的，不喊疼，不叹气，还笑呵呵地夸他这两次都是在外边只待了三个月。平日里不是逗弄这个，就是取笑那个，因了有孙成相这么一个人，号子里还有了那么一点活跃的气氛。

同外边一样的是，看守所里也得挨饿，只是饿得更厉害一点。虽然刚刚有了毛主席批示、周总理指示的“文件”，给每个犯人每天增加了一两粮食，挨饿仍然是冯永春面临的第一个关口。好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跟一些年轻的犯人出外劳动，给公安局在城外浍河边的稻田送肥、插秧和收割。参加劳动的时候，冯永春能够看到蓝天和远山，看到浍河跟城墙，看到街道和人群，郁闷的心情似乎能够得到些微和暂时的缓解。他觉得这些原来熟视无睹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是无比的亲切。这一切都同自由一样，许多人在拥有它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只有真正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它的珍贵！

除此之外，劳动的人每天可以多得到一个窝头的补助，犯人们也盼着能多一些这样的机会。有一天，冯永春和武高俊在公安局喂养的猪圈里铲粪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猪食槽边竟然有许多手指粗细的胡萝卜。他俩看看干事不在跟前，赶快饱餐了一顿，又往裤腿里塞了不少，晚上带回号子里给每个人分了几根，大家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贪婪而又细嚼慢咽地享受了一番。

监号里是严禁吸烟的。而那些烟瘾大的犯人们又实在憋得受不了，于是就各想高招解决问题，第一是检：一些能出外边干活儿的就千方百计地捡些烟屁股回来，但是进监时要挨个搜身，没藏严实的人就倒霉了，为这个挨打受骂戴铐子的多了。冯永春就亲眼看到谭高路因此被几个干事摁倒在地，干事们用了“二郎担山”的刑法，也就是把犯人的一只胳膊从肩头扳转，另一只胳膊从背后反扭上来，再把两只手腕拽到一起戴上铐子，谭高路那样的硬汉，竟然也疼得在地上来回打滚嚎啕大哭。没有机会出去劳动的犯人就只能寻找替代品了，他们趁放风的时候在院子里拣拾几片菜叶、树叶带进号子，晾干了揉成碎片，宝贝似的藏起来，烟瘾犯得受不了时，就可以滥竽充数地当做烟叶一样，卷起来点着吸上几口，反正能冒烟就行。

冬天，号子里有那么一个泥糊的炉子可以提供火源，然而春夏秋三季，这火种就成了问题。不过犯人们也有办法，各种原始返祖的方法都发明了出来，有用碗片磕打点火的，还有钻木取火的。冯永春所在的六号窑洞是用搓板取火。他刚进监号不几天，就第一次看到这近似传说的一幕：老杨从棉被里揪出一点棉絮，把它搓成手指粗细的一条，放在炕沿的木板上。印奎子拆下另一片木板，压在棉条上“呼隆隆”搓起来，越搓越快，越搓越快，搓着搓着，就看见木板之间的棉条冒起了白烟。这时只见老杨飞快地取出棉条，从中间揪断，马上用嘴一吹，红红的火苗就着将起来。搓火的活儿总是由印奎子来干，因为只有他才有那么大的傻劲。冯永春认为自己年轻有力，也试着搓了几次，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只好作罢。

每次取火的时候，总是会弄出很大的响动，因而经常听见哨兵在墙头上大声喝斥：某某号，搞什么呢！接着院子里的大组长就颠儿颠儿地跑过来，把脸贴到门缝上大声咋呼：干什么呢！紧接着就低声说：停住，停住，等“班长”转过去了再弄！犯人们把当兵的都称作“班长”，其实只有那个挎冲锋枪的才是真正的班长，别的兵都背着上了刺刀的**。这也是一种讨好的称呼罢了。

国庆节前，一批犯人被拉了出去上会判刑——犯人们称作杀猪过节。薛文山也被提了出去。临走前， 薛文山对监号里的犯人一一拱手：“多谢照顾了。文山先走了！”轮到冯永春的时候，他还多加了一句：“后会有期！”

冯永春本来跟大家一样伤感，薛文山这句话却让他觉着顺脊背窜过一股凉气，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夏天早已过完，秋天也过去了，冬天眼看过去了一多半。年前，看守所大院的南墙下积了厚厚一层雪。冯永春被扔进看守所已经几个月了，他一天一天地熬着盼着，却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过问，他问过大组长宋茂林，而老宋的活动范围也只是各个监号和大铁门之间，其它的事情跟他一样一无所知。除了入冬的时候大组长给他抱进一条厚棉被，虽然依旧没有传递一言半语，但也让他感受到妻子的挂念和温暖。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冯永春真的会以为，自己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