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很多士大夫敢于有所作为

宋朝有良知士大夫，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为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安定，往往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敢于有所作为。有关例子并不少见，仅略举数例于下。

杜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历任知县、知州、都转运使等地方官。每到一地，都以澄清冤狱、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富商大贾猾吏为己任，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对于仁宗十数次的“内降恩”，都搁置不行，仁宗对他也无可奈何。杜衍后来虽官至宰相，但“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卒前，“戒其子努力忠孝，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庳冢以葬”。

龚茂良，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龚茂良出任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时，适逢江西连年大旱，高宗派其前往推行荒政。茂良首先命郡县免去农民历年积税，禁止地主追捕逃荒农户，并发廪赈赡饥民。时疫疠大作，又派医生治救，“全活数百万”。稍后，茂良对高宗道：“潢池弄兵之盗，即南亩负耒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余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矣。”他认为，贫穷和饥饿是使农民变成强盗的根本原因，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以防止民变的发生，将以民为本和维护秩序有机结合。

林大中，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通过在太学苦读，绍兴三十年登进士第，授官知抚州金溪县。上任不久，“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不听，纳告敕投劾而归”。一个刚刚由科举踏上仕途的人，为了抗议州郡官员督赋之急，竟宁愿挂冠而去，这种情况可以说少有其匹。复职后，迁守侍御史兼侍讲，又多次为百姓的沉重赋税负担请命。“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经过大中上疏，力言其弊，“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

张齐贤，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历仕太宗、真宗两朝，是宋朝名相。张齐贤初入仕，任大理评事、通判衡州。当地法律严苛，只要被定性为“劫盗，论皆死”。他认为，这无疑是草菅人命，遂逐一复审，有五人得以免死。北宋政府从湖北到广西桂林，沿河设置了多个“水递铺”，承担水上运输差役的民户多达数千户，他们“困于邮役，衣食多不给”。后经张齐贤论奏，有一半民户得以免除这项差徭。

张齐贤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又采取多项措施解民困、济民贫。太宗朝前期，“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他发现其中多有冤情。“因力言于朝，后凡送囚至京，请委强明吏虑问，不实，则罪及原问官属，自是江南送罪人者为减大半”。其中，不知有多少人因他的提议得以免于冤死。

（何忠礼/文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