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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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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1号 未绑定微信vip vip-forever 发表于 2021-11-9 17:1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
司马迁的“行万里路”
“二十”出游与“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今山西运城河津),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对于各地文化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

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

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王国维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

历史的实地访问

与历史现场的考察

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

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

刘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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