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行万里路”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

“二十”出游与“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今山西运城河津），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对于各地文化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

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

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王国维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

历史的实地访问

与历史现场的考察

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

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

刘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