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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第三次攻打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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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1号 未绑定微信vip vip-forever 发表于 2021-7-11 16:4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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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攻打运城


    八纵队打援之后,奉上级命令,集结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总结经验教训。从战役指挥来说,教训是深刻的。11月21日,我向晋冀鲁豫军区和军委作了检讨报告:“此次撤围运城打援敌,打成一大消耗战。此役教训,我们在作战指导上犯主观错误。”此时,正值王震同志率领西北第二纵队打援后也在晋南休整待命。

    11月22日,毛主席、军委发来电报指示:“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大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也来电指示:第二次“攻打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我们及时向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的电报指示和徐副司令员的指示,部队探受鼓舞。

    同时,二打运城中,晋南人民对我军作战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不仅出民工、抬担架、运送粮弹,而且借给部队门板17万块之多,供修工事之用。这些门板,都在我军打援时被敌人烧毁,以至运城周围几十里地区的群众,夜不能闭户。部队背了一个沉重的“门板包袱”,大有打不下运城对不起群众之感。经过再次动员,士气很旺盛,积极请战,要求“三打运城”。此时,徐副司令员也来电给我,征询考虑的意见——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意见,并讲了攻下运城。这正符合运城前线全体指战员的愿望。于是,我们向大军区提出了再打运城的请求。军区首长也同意和鼓励我们再打,并指示仍在晋南的西北第二纵队,协同八纵队再次攻打运城。随后即通知我和王震同志,前往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研究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问题。

    12月1日,我和王震同志来到冶陶,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听取了我们关于二打运城和当时运城敌情、地形的汇报。徐副司令员听取汇报后,非常支持我们第三次攻打运城。指示说:“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要求最后攻下运城的决心很好。但必须很好地总结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次打运城,部队是很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还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

    我们从大军区接受第三次攻打运城的任务,回部队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传达了军委批准第三次打运城的决定和徐副司令员的指示,积极进行攻城的准备。当时,徐向前副司令员正在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的全区土地会议,无法前往运城。因此,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指定我为前指司令员,王震同志为政治委员。我和王震同志反复研究了战役的指导问题,并召集前指党委会,与各级军政干部仔细讨论了敌情和打法。


    我们分析了运城的敌情,第三次打运城前,守城敌军情况是:胡宗南派钟松部前来增援解围运城,经我阻击消耗,只是把二五O团的l个营和土匪头子雷文清残部,护送进运城。加上原在城内的敌人,运城共有胡宗南2个团1个营,阎锡山部3个团和其他土顽部队,共有1.3万余人,各种火炮近百门,轻、重机枪340余挺,火力配系严密,工事较前加强,不仅全部修复了以前被我军摧毁的工事,又在城东增修不少碉堡,但是敌人的士气低落,而我八纵队有二纵队的并肩作战,攻下运城信心很大,觉得较有把握。根据敌情、地形,我们决定以西、北两面为主攻方向,东、南两面为助攻方向,实行四面围攻。

    另外,考虑到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卢氏、洛阳一带尚有4个旅和1个骑兵团,在黄河西岸黄龙山有1个师和1个旅,可能向运城增援。因此,我们以太岳军区3个团于茅津、太阳、沙窝、风陵、吴王等渡口,担任阻援任务。

    第三次攻打运城,于12月16日晚开始行动,攻打运城的各部队,各以1个团的兵力秘密伸进距运城半日行程之地区隐蔽集结。具体战斗行动计划是:第二纵队两个旅,由运城西关至马家窑段攻击突破;第八纵队两个旅,并指挥独三旅两个团,由老北门攻击突破。

    17日,天慢慢黑下来了,担负攻击任务的各部队,向运城城郊开进。先头各团,以突然袭击手段向敌攻击。但是,外围攻击战是曲折复杂的,并不顺利。独三旅九团一部攻打公路上的方形碉堡(守敌1个排),攻占后没有进行仔细搜索,隐藏到地下交通壕里的敌人,趁我七团接防修改工事之机,又从交通壕里钻出来打手榴弹,加上城上敌人火力支援,我阵地上的部队弹药又打光了,后边运不上来,J这时天也亮了,阵地难以坚守,遂撤出战斗。二十三旅第六十九团三连爆炸面粉公司,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攻打两个集团碉堡,也均未成功。

    19日夜,二十三旅六十九团三连攻占面粉公司的敌人阵地,守敌I个班投降。二十四旅七十一团五、六两个连攻击火车站附近的第16号碉,因冲锋部队距我火力阵地太远,封锁不住敌人,攻击受挫。

    20日夜,二十三旅六十八团一部攻占火车站水塔。二纵队九旅一部攻占敌马家窑集团阵地。

    22日晚,独三旅七团二营攻击纪念塔以北方形碉堡,八纵队二十四旅七十一团五、六连再攻第I6号碉堡,两处阵地同时攻占,全歼守敌三六九团两个排、二五0团两个排零1个班,还有I个机枪班,俘敌百余人,缴重机枪3挺,轻机枪12挺,手提式冲锋枪2枝,**数10枝。。这两处阵地被我军攻占后,为我军接近敌人城垣和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23日,独三旅攻占纪念塔,八纵队二十三、二十四旅爆炸护城碉,二纵四旅攻占运城西关。至此,运城的西、北两面的登城障碍全部被我军扫除。

    原定于25日攻城。但23日接到情报:在黄河南岸的胡宗南的4个旅,准备北渡黄河,向运城增援。我和王震同志商定,必须在援敌到来之前将城攻破,把守敌歼灭,否则将要重蹈前次攻打运城的覆辙,使部队再受重大挫折。因此,命令二纵队、八纵队于24日提前分别从城西、城北发起总攻,以城北为主攻。两个方向的突击部队都采用云梯和跳板登城的办法向守城敌人猛攻,但由于攻击提前,准备仓促,我们的炮火较弱,火力压不住敌人,所以两次攻击均未成功。我和王震同志考虑,决定向城根底下进行坑道作业以便爆破,但时间紧迫,坑道作业距离不能太长,只能跳进敌人火力严密封锁的外壕内,进行强行挖掘坑道了。因为二十三旅在打曲沃县城时,曾经用过坑道爆破,我们便决定让二十三旅担负这一艰巨任务。

    自24日发起猛攻以来,激战两天两夜,运城尚未攻克。在这个叫劲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关头。大军区徐向前等首长于26日又发来“坚持最后五分钟,坚决攻下运城”的命令,给参战部队以更大的决心和鼓舞。26日这一天,在运城前线,可算是最紧张的时刻。前线参加作战的各旅,分别召开干部会议,对最后拿下运城,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26日上午,天空飘撒着雪花。八纵队指挥所留下桂绍彬主任和参谋处长晋夫同志保证上下联系外,我和王震同志、张祖谅同志一起到二十三旅指挥所,参加他们召开的团以上干部紧急作战会议。二十三旅的指挥所就设在城北不远的一个大砖瓦窑里,这里距城墙根只有1000来米。由指挥部去二十三旅指挥所,要沿着蛛网似的蛇形弯曲的交通壕,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火力封锁区。我们来到二十三旅指挥所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已到齐了。会上我先讲的话,我说:“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全部扫清了外围据点,开辟了登城道路,现在的情况是:胡宗南又有4个旅的援兵,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了茅津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拿下运城,坚决拔掉敌人安在晋南的这个钉子!”会上还特别强调了徐向前副司令员下达的“坚持最后五分钟,坚决攻下运城”的命令。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大家都在沉思。我没有立即把指挥部的决定告诉大家,而是先向同志们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已经一日两次攻城没有成功。但这两次,却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所以,大家不要靠炮火开缺口了,那么厚的城墙,炮少了,是轰不开的。



    在前线,我们是有12门野炮,可只有12发炮弹,一门炮一发弹,顶什么用?从后方运又来不及。怎么办?”聚集在砖瓦窑里开会的同志,没有一个人说话,而是静静地等待我来回答,我继续说:“你们二十三旅有用坑道爆炸曲沃城墙的经验,难道炸不开运城的城墙?所以,指挥部决定,把这个用坑道炸开城墙给突击部队开辟通道的任务,交给称们二十三旅。”“挖坑道的时间嘛,给你们一天,只有这一天的时间,错过了这一天,敌人的援兵就来到城下了,必然影响我们攻城!”

    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坑道爆炸城墙的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坐在我身旁的黄定基旅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问他:“你们有信心没有哇?”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同志立即站起来回答说:“有!”并代表全体指战员请战说:“我们决心尽全力完成任务……”我鼓励他们说:“对的!有决心,有信心,再加上细致的组织指挥和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作战任务!”

    最后王震同志讲了话。他在讲述了形势和任务之后说:“二十三旅在坑道爆破方面已经有了经验,应该贡献更多的力量,现在,晋南人民和整个运城前线的部队,都在看着你们,等待你们爆破成功!”这些讲话都给部队很大的鼓舞。

    会议在紧张、坚定的气氛中结束了。王震同志又立即赶到第二纵队阵地去作动员。我和张祖谅同志留在二十三旅,具体研究部署最后总攻运城的作战任务。参加会的同志们踏着薄雪,向各自阵地走去:旅长黄定基把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副政治委员蔡剑桥等同志留住,共同研究出了一个方案:七连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20多米处了,有强行作业的可能,这是个捷径,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去挖坑道,填好炸药爆破,开辟冲击道路。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七连。七连排长刘明生和战士车元路等10位同志,主动请求执行这个艰巨任务。

    是夜,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刘明生等10位同志背着门板和湿被子防御敌人**,带着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系的绳子,分做3个战斗小组行动。



    第一战斗小组刘明生、乔永亮、郭海顺、李小贵在火力掩护下跃进,通过铁丝网时,刘明生负伤,郭海顺孤身滚进外壕,联络绳被炸断,上下失去联系。


    第二战斗小组崔友福、郭宪章、常豫恭下到外壕后,也断了消息。第三战斗小组车元路、申士功、张有才,出发时,他们提出:“不用火力掩护,免得暴露目标;也不再背门板和湿被子防弹,身子也灵便些。”团里同意了这个建议。车元路他们悄悄地向外壕方向爬去了,果然出敌意外,顺利地摸进了外壕,同先前进到外壕内的其他同志会合了。


    同志们在寒风刺骨、冰水盈尺的泥浆中,迅速挖掘坑道,热汗、冰水、泥浆搅在一起,又脏又冷,使人难以忍耐。敌人还不时地往外壕扔一阵手榴弹和手雷。进到外壕里挖坑道的同志,大部分负了伤,个别同志牺牲了。他们把牺牲的战友掩埋起来,剩下来的同志,带着伤,艰难地、不停地进行坑道作业的战斗,携带的工具施展不开,就用双手刨,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洞口。

    战火中,鹅毛大雪又飘舞下来。团长张国斌同志伏卧雪地,一动不动地观望着前方的动静。刘明生、车元路等10位同志于昨晚冒着敌人的弹雨,分批进入外壕,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还没有听到联络绳接连的铃档响。难道他们都牺牲在外壕里?心情十分焦虑。这时突然接到联络观察组的报告说:“从敌人外壕的方向爬过一个人来!”这人正是车元路同志,他身上已负了5处伤,仍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忍着伤势疼痛,从敌人的外壕爬回了自己的阵地,报告了他们在外壕里彻夜挖坑道的情况。从他的报告中,方知原先的联络绳子早已被敌人打断了,连接的铃挡,早成“哑铃”了。而深入外壕的同志们,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地挖掘坑道,不完成任务是决不会回来的。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十分振奋。张国斌同志把水壶递给满身泥雪和冰渣、鲜血浸透衣裳的车元路,并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而这位坚强的战士车元路同志则勇敢地表示:“不要紧,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战斗!”这是多么好的一位人民战士啊!的确,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车元路同志去完成。


   因为他路熟,人又机灵、勇敢,只有派他再到外壕去了解清况,传达领导的意图。一定要保住坑道,这是关系到攻取运城的成败关键问题。为此,车元路在外壕和指挥所之间,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在这个生死线上,一夜往返5次,建立了卓著的战功。

    旭日东升,晨雾渐散。我在六十九团指挥所刚开完会,部署好了攻城行动,便听到令人兴奋的消息:英雄们经过彻夜的努力,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5.5米长的坑道和可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并且在通往我阵地的开阔地上,还挖好了几步一个避弹坑。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啊!大家也都为之兴奋。

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根据情报,敌人的援兵,再有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这里。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天晚上!攻下城来,敌人援兵不打自退;攻不下来,我们就腹背受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今晚一定要攻下运城来!”

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同志回答说:“一定打好,保证完成任务。”六十七团团长康烈功也说:“我们一定和六十九团同心协力,并肩登城!”

    27日黄昏,爆破队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3000公斤炸药的传递和装填,按预定时间发起了总攻。。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20多米宽的斜坡。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亲自带领突击队迅速突入城内,他指挥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拦截向突破口增援之敌。但是敌人又用猛烈炮火轰击封锁突破口,并以成营成连的兵力,沿城墙向突破口轮番反扑。结果突破口被敌人封锁,我第二梯队被敌人隔绝于城外,张国斌同志带领突击队的五个连却被敌人反包围在突破口内,在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刻,我和张祖谅参谋长又来到二十三旅指挥所,命令黄定基旅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再次打开突破口……立即采取多路攻城,分散敌人封锁突破口的兵力!黄定基同志立即组织部队勇猛反击,同时我又命令二十四旅王墉旅长调部队加入争夺突破口的战斗,二十三旅在老北门的东侧,二十四旅在老北门的西侧。经过猛烈的战斗,突破口又被我军夺占。突破口恢复后,二十三旅和二十四旅勇猛攻进城去。随后二纵队的一部分部队也从西门绕到北门攻入城内,同时留在西门的二纵队主力,接着也搭云梯从西门进城。几支部队攻入城内后,经过激烈巷战,当夜将守敌1.3万余人全部歼灭,解放了晋南重镇运城,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运城攻坚战,就这样经过连续艰苦的作战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运城是28日解放的。部队算是过了个胜利年。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庆胜利。我八纵队党委代表全体指战员,在1948年元旦这天,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个电报,以解放运城的胜利,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

    对于运城战役的意义,新华社当时发表的社论指出:“此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同时也证明我大军打到外线后,我内线兵力还很强大。不但能拉住它,而且能反攻并消灭它。”


文/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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