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献学视域下运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运城，古称河东，地处黄河“金三角”区域。她宛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镶嵌在中华历史的广袤版图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厚重底蕴与辉煌记忆。

西侯度遗址：人类最早用火的地方     西侯度遗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用火的地方。经科学测定，距今约 243万年。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方式。西侯度先民们的这把圣火，蕴含着人类进化的巨大飞跃，为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西侯度遗址的发现，将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100 多万年，向世界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创造力和适应自然的能力，运城地区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西阴遗址：中国养蚕缫丝的肇启地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西阴遗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1926 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现古学的序幕，成为我国考古学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西阴遗址中，最为世人嘱目的当属那枚“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最早实物证据，也证明了运城是中国最早开始养蚕缫丝的地方，是中国丝绸的源头，见证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涿鹿之战：华夏民族的第一次融合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黄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史记》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部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最终黄帝族与炎帝族战胜了蚩尤族，终结了部落联盟各霸一方的局面，确定了对中原的统治权。经专家考证，“涿鹿之战”极有可能是为争夺河东大地的盐池资源、进而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冲突 。

涿鹿之战，不仅奠定了黄帝与炎帝在华夏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也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各个部落开始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

河东盐池：中原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    在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由晋南、关中、豫西一带构成的中原文明，无疑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河东盐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食盐，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对人类的定居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产盐地区或食盐供应便利之处，就成为人类定居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可以说，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产盐之地孕育发展起来的。河东盐池因其丰富的天然盐资源，为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稳定的食盐供应，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聚集，为文明的孕育奠定了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池盐赋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为各诸侯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秦汉以降，河东盐池所产的池盐，凭借其优良品质和庞大产量，销售范围颇为广泛，西至秦陇，南抵樊邓，北达燕代，东越周宋，有力地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还加强了文化上的交流互鉴，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帝王所都：最早之“中国”的诞生    在中国上古史中，尧、舜、禹是三位备受尊崇的圣贤，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颂不衰。而晋南一带，是三位帝王建都之地。据典籍记载，尧初都蒲坂，后迁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蒲坂、安邑，这些古老的地名，都在今天的运城境内。当时的运城地区，是各部落交往的中心，而“帝王所都曰中”，故被最早称为“中国”。

“中国”一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认同。运城地区以及黄河金三角一带作为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在这里，尧、舜、禹推行德政，选贤任能，治理水患，发展生产，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们的治国理念和道德风范，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千金耙遗址：中国铜矿开采的滥觞地    金属的冶炼，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史记》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下。”首山即中条山。运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再次展现出其独特的地位。据考古证实，闻喜县千金耙发现了开采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开采铜矿的地方。

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很多铜炼渣、残炉壁等，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铜矿石和铜炼渣，并发现了小型铜铃等青铜器件。而铜是当时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采铜、冶铜业是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的来源。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充分说明，在夏商周时代，中条山是一处规模很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冶铜基地。     

冶铜遗址的发现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重要空白，反映了当时河东地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为夏代奠定了“以礼治国”的基石，拉开了中国古代青铜礼乐文明的序幕。     

上郭古城遗址：春秋霸业的策源地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频繁而又充满活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崛起，相互争霸，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据闻喜上郭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众多考古学家认定这座古城就是晋国的“古曲沃”。      

晋国建都曲沃后，晋文公重耳任用贤能，推行改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使得晋国疆域不断扩大，军事不断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君明、臣忠、上让、下竞”的局面，中原地区进入晋国霸业时代，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开启了晋国的百年霸业。   

作为晋国的都城，曲沃（今闻喜上郭古城）成为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之一。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人才，商业繁荣，文化昌盛。晋国的政治制度、军事战略、文化传统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禹王城遗址：战国变法改革的伊始地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纷纷进行变法改革。而定都安邑（今夏县禹王城）的魏国，率先变法。在这场变法中，李悝在魏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推行“尽地力”理念，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提出“平籴法”，稳定百姓生活；特别是制定《法经》，成为魏国的法律，在中国传统法学史上有开创之功。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得魏国的国力迅速增强，成为战国七雄的首雄。   

秦国商鞅变法时，借鉴了魏国《法经》的内容，制定了适合秦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国的变法不仅对魏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推动了秦国统一中国的步伐。

蒲州故城：盛唐中都的辉煌时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盛。作为唐代的中都，运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连接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重要枢纽，是唐都长安的咽喉之地。这里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是唐代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位于蒲津渡遗址的黄河大铁牛，成为大唐气象的历史见证。同时，运城还是唐代的文化中心之一，世族郡望众多，名人辈出，文学家王勃、王维、柳宗元等都声名远播。他们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运城的繁荣与昌盛，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唐代的强大实力和辉煌成就，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河东盐商：誉满华夏的晋商之源    明清时期，晋商活跃于中国经济舞台长达五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运城地区是晋商的发源地，《史记》记载，“猗顿用盬盐起，于诸侯埒富”，猗顿成为晋商鼻祖。   

河东商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十分重视教育，许多家庭培养出不少文人学者。他们将儒家思想融入商业实践，秉持“诚信为本、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在商业活动中注重道德和信誉。河东商人作为晋商的一部分，他们以盐业起家，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开展贸易活动，经营范围涉及盐、铁、布匹、药材、票号等多个领域，建立了庞大的商业体系，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

河东晋商的崛起，不仅带动了运城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运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来源：西窗凭栏公众号   

作者简介：

秦建华，网名夏夫子，山东大学史学硕士，运城学院资深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与河东文史研究，出版著作凡六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诗赋随笔不计，获得省级奖励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