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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万荣薛氏家族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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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2 10: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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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薛氏、闻喜裴氏、永济柳氏是古代河东(今运城)的三大望族。裴氏发祥于河东在春秋时期,柳氏迁于河东在秦代,薛氏家族迁至河东,最晚在曹魏末年司马昭灭蜀国之后。

薛氏家族为什么会从蜀地迁往河东?这就要说到东汉后期河东的民族分布和军事形势。东汉永和(136—141)年间,南匈奴内部发生变乱,攻掠并、凉、幽、冀四州。东汉朝廷用了几年时间平息了叛乱,但大批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到并州诸郡,即现在山西的汾河流域,南匈奴的王庭也迁移到了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


东汉末年,由于鲜卑不断南下骚扰,朝廷已经放弃了句注塞(今雁门关之西)以北之地,在塞南置新兴郡,安置原来在北边的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的流散百姓,句注塞以北基本上被鲜卑控制。216年,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即左、右、南、北、中,每部择立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


这些内迁的匈奴主要集中在今忻州、晋中、吕梁、临汾西部一带,史书上称他们为“并州之胡”。曹魏初年,将归顺的鲜卑步度根部安置于句注塞南守边,称为“保塞鲜卑”。正始八年(247),可能因为河东地区的汾河以北地区匈奴人迁入渐多,朝廷把汾河以北的十个县从河东郡划出来,新设了平阳郡。


到了曹魏末年,鲜卑、匈奴已经占据了今山西的北部、中部地区,人数上达到数十万,对黄河之南的洛阳已经形成威胁。要保障洛阳的安全,就必须在黄河以北的河东地区部署一支武装力量,与“并州之胡”之间建立一个与洛阳不能太近的缓冲区。这支武装力量还要对河东盐池起到屏护的作用,而地处汾河之南的汾阴(今万荣县)就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汾阴地处峨嵋原的北部,境内的孤山、稷王山是两个天然的制高点。在孤山之上,四周的原野、山川历历在目,可以观察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情形。西边黄河如带,南边盐湖和中条山遥遥在望,北边的吕梁山等尽在眼底。其南有数千平方千米的腹地,峨嵋原上的各县盛产粮食,使得汾阴的战略价值在河东地区异常突出。

在消灭了蜀国之后,司马昭采取了古代通常的措施,把蜀地的豪强迁出巴山蜀水。当时蜀地的薛氏家族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家族领袖薛齐曾担任巴、蜀二郡太守,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被征服者,薛氏家族数万人被安排北迁,他们的新居住地就是黄河之东的汾阴。古代王朝将被征服地区的豪强迁往首都附近的事例很多,但像这样把一个数千户几万人的大家族整体从原籍迁出,还比较少见。从曹魏末年开始,薛氏家族在汾阴繁衍生息,不但承担了防御胡马南下的责任,还开启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家族辉煌大幕。【西晋北朝时期】

立足河东,奠定基础

薛氏家族北迁至河东汾阴,被河东的大族称为“蜀薛”,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尽管受到歧视,但薛氏家族一心自强,毕竟人多势众,还有良好的文化基因,薛氏家族很快就进入社会中上层。薛齐的儿子薛懿担任西晋的北地太守,封焉陵侯。薛懿有三子:恢、雕、兴。薛恢任河东太守,号“北祖”;薛雕号“南祖”;薛兴任西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号“西祖”。

在薛氏的北、南、西三支中,西支的发展最为兴盛。薛兴的儿子薛涛,任职西晋中书监;薛涛之子薛强,素有大志,颇具军国谋略。354年,桓温北伐至关中,让王猛推荐才能之士,王猛推荐了薛强:“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友人薛威明(薛强,字威明)其人也。”薛强感到桓温并不是真心想收复故土,劝说王猛不要辅佐桓温,依旧回到汾阴。

358年,前秦王苻坚讨伐张平,途经汾阴,苻坚率领数百骑兵来到薛强的城堡(后来的薛通城以此为基础)下,想与薛强商议归顺之事。薛强派人回复:“此城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节之将耳!”苻坚只好北上。淝水之战后,前秦兵败,鲜卑族慕容永在上党地区建立了西燕,企图东犯河东,薛强率领薛氏宗室的强兵,击败西燕的军队,威震黄河两岸。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对薛强的薛家军十分忌惮,姚兴派使者到汾阴,十分恭敬地请薛强到长安任职。

晋室南渡、刘琨败亡之后,立足河东汾阴的薛氏家族是黄河以北仅存的汉族军事力量,在北朝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魏书》记载,薛辩的祖父薛涛,与薛祖、薛落分统部众,世号“三薛”。后来,另外两支衰落,薛辩的父亲薛强,带领部落,总摄三营,成为薛氏家族的核心人物。由于薛强善于安抚人心,汾阴一带的百姓都投奔于他。“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薛氏家族从东晋末年开始,在汉赵、后赵、前秦时期,以汾阴为根据地,凭借黄河天险,固守一方80余年,抵抗匈奴、羯族、氐族等游牧族。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薛氏在十六国时期的作为说:“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河东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石、苻氏者数十年。”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在《裴村记》一文中也高度赞赏说:“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北魏初,薛强之子薛辩任北魏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北魏明元帝对薛辩十分器重,对薛辩说:“朕委卿西番,志在关右,卿宜克终良算,与朕为长安主人。”薛辩的儿子薛谨,任北魏河东太守、平西将军。始光年间(424—427),北魏讨伐赫连昌,薛谨率领“薛家军”为前锋。收复蒲坂之后,北魏把汾阴和蒲坂的百姓并为一郡,薛谨仍任河东太守,擢升为秦州刺史。

不久,吕梁山的山胡白龙凭险叛乱,薛谨与镇南将军奚眷从太平县(今襄汾县西)北面入山,平定了叛乱。太延初,薛谨又率部平定了吐没骨叛乱。薛谨注重教育,创办学校,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青年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

薛谨是薛氏家族历史上最早注重子弟教育的家族领袖,对河东一带的文教事业也有贡献。薛谨有五子:洪祚、洪隆、湖、昂、积善,即后世所称“薛氏五房”——薛氏五门大房。后来汾阴薛氏有作为者多为“薛氏五房”后裔,冠以“三祖五房”以示其谱系出处。

薛谨的长子本名洪祚,北魏太武帝赐名初古拔,多有战功。皇兴三年(469),薛洪祚与文成帝的女儿西河长公主结婚,拜驸马都尉。这是薛氏家族第一次与皇室联姻,在薛氏家族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标志着薛氏步入世家大族之列。从曹魏末年迁居汾阴,到与皇室联姻,成为望族,薛氏家族历时210多年。

薛谨次子薛洪隆的曾孙薛端,战功卓著,晋封伯爵,任西魏吏部郎中、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薛端长期任职吏部,选拔官员唯贤能是举,深得宇文泰赏识。北周时,薛端任户部尚书,晋封公爵。薛端历任西魏、北周的高官,官至从一品,是薛氏家族由武职官员向文职官员、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过渡的代表。薛端的儿子薛胄,在隋代官至刑部尚书。

薛谨三子薛湖的长子薛聪,在魏孝文帝时,深得信任,担任禁军统帅,“陪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预以谋谟,动辄匡谏”。有一天,魏孝文帝与薛聪开玩笑说:“世人都说你们薛氏是蜀地人,你们到底是不是蜀人呢?”薛聪回答说:“我的远祖薛广德在汉朝为官,当时称为汉人。我的九世祖薛永,随刘备入蜀,当时称为蜀人。我现在是陛下的大臣,是虏人而非蜀人也。”魏孝文帝笑着说:“你说清楚你不是蜀人就行了,何必还要挖苦朕呢?”薛聪生气地把手中的戟扔在地上出去了。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太和二十年(496),北魏议定天下士族门第,大家认为薛氏可以定为河东郡的世家大族,魏孝文帝说:“薛氏是从蜀地迁来的,怎么可以进入郡姓呢?”薛氏家族的薛宗起此时执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说:“臣的先祖汉末在蜀地做官,两代以后重新回到河东,到今天已经传承了六世,我们不是蜀人。

臣以为陛下是黄帝的后裔,受封在北土,难道可以称之为胡人吗?今天我们薛家不列入郡姓,我还活着干什么!”薛宗起将手中的戟扔在地上摔成碎片。薛氏被列入郡姓,魏孝文帝说:“爱卿不是‘宗起’,是‘起宗’啊!”抑或薛聪与薛宗起是同一个人。北魏时,汾阴薛氏已经进入世家大族之列。

薛聪之子薛孝通,博学有才,北魏后期拥立简闵帝,官至散骑常侍、中书郎,深为皇帝倚重,“内典机密,外参朝政,军国动静,预以谋谟”。高欢起兵后,薛孝通认为关中的战略地位重要,建议早做准备,以作为据守之地。他和宇文泰被分别任命为关西大行台的左丞、右丞,与宇文泰结为兄弟。薛氏家族的多位成员在西魏、北周时期担任朝廷高官,为薛氏家族在唐代进入关中世家大族之列奠定了基础。

薛安都是薛氏南祖后裔,乃北朝时期薛氏家族的风云人物之一。薛安都初仕北魏,444年与族人薛永宗起兵反魏,失败后投奔南方的刘宋政权。450年率部北伐,在陕城之战中,薛安都单骑入敌阵,所向披靡,斩杀无数,威名大振。

454年,他奉命平定豫州刺史鲁爽等人的叛乱,鲁爽以骁勇善战著称,号称“万人敌”,薛安都单马直入,将鲁爽刺于马下,当时人们把他与三国时斩颜良的关羽相提并论。466年,薛安都以徐州、兖州之地归附北魏,为北魏增加了东南的大片土地,史称“实启东南”。这使刘宋政权退至淮河以南,北魏在与南朝的对抗中实力大增。

在南北朝时期,汾阴薛氏家族立足河东,聚族自保,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在南北对峙、东西抗衡之时,薛氏家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隋唐时期】

枝繁叶茂,出将入相

薛孝通之子薛道衡,少年时即有才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文采,有“关西孔子”之称。他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北齐时,薛道衡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薛道衡在隋代诗人中的艺术成就最高,北周时他的作品在南方影响就很大,“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他的《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借用春暖花开、大雁北归的自然现象,抒发急迫的思乡之情。

全诗寥寥十字,诗人翘首望归雁、屈指算归期之状跃然而出。这首诗作当时就在南方争相传诵。薛道衡的代表作《昔昔盐》,描写一位思妇怀念丈夫,更是运用比兴手法,着重表现思妇独守闺房的寂寞悲凉。诗作每四句为一节,通篇一韵到底,既精于音律,又讲究用典,开初唐排律之先声。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薛道衡在隋文帝时任吏部侍郎,久居枢要之位,为隋文帝倚重。晚年因为得罪隋炀帝被杀。

薛道衡的兄长薛温,任北周的上黄郡守、燕郡郡守。薛温之子薛迈,在隋代官至刑部、选部侍郎。薛迈之子薛元敬,少年时代就以才能闻名,与族叔薛收、薛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621年,李世民设立文学馆,请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薛收、薛元敬等有名的十八位学者入馆,史称“十八学士登瀛洲”。薛氏叔侄同列“十八学士”,足见薛氏家族在全国学术上的影响力。

薛道衡的侄子薛德音,佐修《魏史》,任职著作佐郎。

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在李渊起兵后投奔帐下。房玄龄很赏识薛收,把他推荐给李世民,李世民聘薛收为秦王府主簿。当时李世民经常南征北伐,有关的檄文布告,多出自薛收手笔。621年,李世民率军讨伐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率军前来救援,形势对唐军很不利。李世民一众部下纷纷建议退兵,只有薛收力排众议,建议李世民一鼓作气,消灭两军,“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

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李世民采纳了薛收的建议,击败了窦建德和王世充。624年,年仅33岁的薛收病逝,李世民至灵堂痛哭哀悼。李世民即位后,又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薛大鼎,其父薛粹受隋文帝子杨谅谋反案的牵连,被处死。薛大鼎流落到他乡,于隋朝末年回到故乡。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至龙门,薛大鼎到龙门向李渊献计,建议李渊不宜在河东滞留,应该尽快从龙门渡过黄河,直奔永丰粮仓(在渭河河岸),发布檄文,兵临长安。薛大鼎的建议没有被当即采纳,但李渊部署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先渡河。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薛大鼎的策略很有战略眼光。

薛收之子薛元超,仪凤元年(676)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宰相。任相七年的薛元超是初唐的文坛领袖,杨炯称其为“朝右文宗”,他大力举荐寒门才俊,支持王勃等人的文学革新,推动了初唐的文风变化。仪凤三年(678),吐蕃进犯边境,唐高宗召群臣问策,朝臣都建议守边。而薛元超建议以攻为守:“敌不可纵,纵敌则边患丛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军威衰竭。”唐高宗离开长安时,命薛元超兼任户部尚书,辅佐太子监国,全权处理关中事务。薛元超病逝后陪葬乾陵。

薛曜,薛元超长子,薛稷的族兄。薛曜与薛稷的书法同一师承,皆学褚遂良,用笔瘦劲,结体疏朗,有挺拔之势,比褚遂良的书法更为险劲,亦为初唐著名书法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杨守敬《书学迩言》:“继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诗、石淙诗序两通。褚河南后,小变面貌,而险劲过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薛道衡的曾孙,唐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薛稷官至工部、礼部尚书、宰相,曾任太子少保,后世称为“薛少保”。他的书法继承了褚遂良的风格,后世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征的外孙。其外祖父家收藏书画颇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特别对褚遂良的书法更是锐意学习。

在学习褚遂良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将隶书融入楷书,劲瘦中兼顾圆润,媚丽而不失气势,形成了劲瘦媚丽而又圆润挺拔的风格,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薛稷的书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小,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

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论及“瘦金体”:“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今之仿宋体,亦是从此中脱出。”薛稷的绘画水平很高,以画鹤知名,影响深远。杜甫作诗评价薛稷画的鹤“低昂各有态,磊落如长人”。《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他画的鹤被作为范本,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后世学薛稷画鹤的人颇多,五代时黄荃曾学习薛稷绘六鹤,直至1000多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薛仁贵,汾阴薛氏南祖之后薛安都的六世孙,唐初名将,在贞观时从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收复辽东,击破突厥,功勋卓著,名扬天下,有“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故事流传。在辽东战场上,薛仁贵身着白色战袍,手中拿着戟,腰鞬里放着弓,率先冲入敌阵,无人能挡。

唐军趁着薛仁贵营造的气势进攻,大败敌人。唐太宗从远处看见了,派人去问穿白色战袍的先锋是谁,并特别予以召见,并提拔他为游击将军。等到大军还朝后,唐太宗对薛仁贵说:“我旧日的将领都老了,常常想提拔骁勇的将领,没有比得上你的,得到辽东我不高兴,我高兴发现了你这位猛将啊。”薛仁贵西征天山时,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有骁勇骑兵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兵慑于薛仁贵的神威都下马投降。

薛仁贵乘势挥师冲杀,九姓铁勒大败。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667年9月,薛仁贵率军赴高句丽平叛。唐军将领高侃进军至金山,交战不利,高句丽乘胜进攻,薛仁贵引兵迎击,将高句丽军队截为两段,大破高句丽军,斩首5万余级。668年2月,薛仁贵率3000人进攻高句丽重镇扶余城。

这时,部将都以兵少为由,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于会用,不在人多。”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共杀死、俘虏高句丽军一万余人,攻克扶余城。唐军一时声威大震,扶余川40余城,纷纷望风降服。之后薛仁贵一路南下,与大军会师于高句丽都城平壤城外,对平壤形成合围之势,一举攻克平壤。

薛仁贵晚年任代州都督,镇守雁门,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大将问曰:“唐将为谁?”答曰:“薛仁贵。”突厥大将曰:“吾闻薛将军流放象州死矣,安得复生?”薛仁贵脱下头盔,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引兵撤退。

薛讷是薛仁贵的长子。圣历元年(698),突厥入侵河北,武则天任命薛讷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抵抗突厥。他镇守边疆多年,累有功勋。景云元年(710),薛讷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成为唐代第一位获得节度使之名的大将。开元二年(714),薛讷以陇右防御使之职率大军与吐蕃作战,大获全胜,升任左羽林军大将军,同年拜相。

薛嵩,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楚玉之子。薛嵩曾参与“安史之乱”,后来反戈,归顺朝廷,被任命为相州刺史、昭义军节度使,治理地方有方,颇得朝野好评。薛嵩去世后葬于夏县,《薛嵩神道碑铭》由礼部郎中程浩撰文,“唐隶四家”之一韩择木之子韩秀实书丹,哀荣备至。

唐代是汾阴薛氏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有三人官至宰相,多位家族成员与皇室联姻,薛氏家族成为“关中郡姓”。因为家族的地位显赫,一些文化世家也与薛氏家族联姻,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母、叔母都是汾阴薛氏。

【宋元明时期】

世家余韵,再度辉煌

薛奎,汾阴薛氏之后,其祖上迁居绛州(今新绛县)。薛奎是北宋名臣,历任户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薛奎有五个女儿,北宋名臣王拱辰、欧阳修都是薛奎的女婿。

薛景石,金末元初著名的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的著作《梓人遗制》,是中国古代唯一由木工匠师撰写的学术论著。明代初年,《梓人遗制》被收入《永乐大典》。古代称木工为“梓人”,《梓人遗制》即木工的著述。全书共有图110幅,每幅图都注明部件名称、尺寸和安装位置、制作方法。该书对研究宋元纺织机制造技术和制车技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梓人遗制》是我国机械史、特别是纺织机械史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清人把薛瑄作为宋代朱熹学说的传人,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

晚明学者高攀龙认为,明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王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薛瑄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在明代以前,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不同意朱熹的“气在先”的唯心主义思想。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

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践履”,他认为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薛瑄一生倡导“实学”,注重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我。“复性学说”是薛瑄理学思想的精华,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即每天用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反省自己。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为薛瑄家庙题联,对薛瑄的学术思想予以高度评价:“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元、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薛瑄在故乡河东的讲学活动,在明代影响很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明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说:“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都有着开创性的作用。薛瑄在故乡办学时,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广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薛瑄严于律己,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由于薛瑄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巨大影响,他去世后,不断有大臣向朝廷上奏,建议在孔庙从祀薛瑄。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毁灭性打击,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宋元明时期,汾阴薛氏家族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样,都难现隋唐时那般的辉煌。不过,作为频繁活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河东的大家族,历经千年发展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薛瑄这一代再次迸发出蓬勃的力量,汾阴薛氏家族终于在文化上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配享孔庙。

汾阴薛氏家族由南方迁移而来,他们植根于河东大地,不断自强求变,发展壮大,由被人歧视的“蜀薛”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望族大姓,辉煌千年。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研究。薛氏家族在河东的遗存史迹,也是值得珍视的人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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