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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梁启超和儿子谈夏县西阴村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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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0 20:42: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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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收录了1926年至1928年间,梁启超写给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的信。几封信里都谈到那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其中两封述及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

梁启超在1926年12月10日给梁思永的信中说:“李济之(李济,字济之)现在山西(原注:非陕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写信给他告诉你的志愿及条件……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当时在美国念书的梁思永想要回国实习,梁启超打算让他参加李济的考古发掘。

1927年1月10日晚,清华研究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李济、袁复礼山西考古归来,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助教、研究生们都出席了,一直开到23时。当天夜里,梁启超点着蜡烛给梁思永写信说:“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我给他商量你归国事宜。”接着,他兴奋地讲述了西阴村遗址发掘的事:“他(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size][/font][font=宋体][siz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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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原注: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他们所发掘者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层,[b]地点是夏朝都城——安邑附近的一个村庄,发掘的东西略分三大部分,陶器、石器、骨器。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制丝。”[/b][/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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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信里特别强调:“这几年来,瑞典人安迪生(今译安特生)在甘肃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想翻这个案。”可以看出,西阴村发掘刚一结束,李济就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出质疑。

梁启超接着写道:“最高兴的是,这回东西完全归我们所有,美国人不能搬出去……这是济之的外交手段高强,也是因为美国代表人卑士波(原注:他初到时我还请他吃过一顿饭)。到中国三年无从进行,最后非在这种条件下和我们合作不可。”根据李济1961年回忆,1924年至1925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人来到天津,他认识了汉学家毕士博(旧译卑士波)。[/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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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后来毕士博给李济写信,邀请他参加美国的团体,和他们一起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接到邀请信后,李济给毕士博正式回了一信,提出两个条件:[/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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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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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一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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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毕士博没有立即答复,隔了两个多月,李济收到毕士博接受条件的回信,于是才有了转年的西阴村发掘。[b]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出来的几十箱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库房里。[/b]

梁启超在1927年1月10日给儿子的信中说,李济在报告里还提到,“他们两个人(指李济、袁复礼)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原注: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梁启超勉励梁思永:“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9年,梁思永回国帮助[b]李济整理西阴村考古发掘资料。1930年,他用英文写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发表[/b],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早期类型学研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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