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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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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09:28: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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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

若以结果导向而论,梁启超的家庭堪称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他不仅自身成就非凡,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人物、学术大师,而且教子有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传为佳话。

1948年中国首次设立院士制度时,梁家的两个儿子思成、思永同时当选,思礼则于1987年、1993年陆续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甚至,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从他寄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也能感受到他对子女毫不掩饰的关心与爱。他写给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

所有书信中,梁启超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书信最多,他爱称其为“宝贝思顺”“大宝贝”,称次女梁思庄为“小宝贝”——与之对照,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则被戏谑地称为“不甚宝贝”,令人忍俊不禁。

梁思顺在日本读书时,梁启超常常给思顺写信,表示“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直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充满了拳拳父爱。当听说思顺因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太过用功时,他又赶紧写信,告诫其绝不可因欲速以致病,直呼女儿为其命根。


梁启超也会在信中与思顺开玩笑,有一次他“抱怨”说:“忠忠、庄庄两个天天撒泼,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被他们磨不过,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缠,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作为长女,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除了父女关系,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

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相较之下,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于忧患中成长。


1928年,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对他的操心不回应。由于思成已成年,不好直接去信批评,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让身为长姊的思顺“责备、教导他一下”,还颇有几分失落地分析说,“根本就是(思成)来信太少”。

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也是十分自然的。此外,他还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


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

比如,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


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作修身的途径之一,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星期天必须休息,多游戏、多运动。


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他就心满意足了。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做学问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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