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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姚天福神道碑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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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7 15:5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古朴静谧、松柏苍然的稷山县青龙寺中,高耸着一通巨碑。巨碑原立于潞村庄姚氏祖茔,是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三月为纪念名臣姚天福而敕命修立的。

此碑双龙饰顶,龟趺托身,高3.1米,宽1.4米,厚0.7米,重量达7吨。碑额高1.23米,上面篆刻“大元故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大兴府尹、赠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平阳郡公,谥忠肃,姚公神道碑”,碑身四面镌刻,全文达五千字,可谓是恢弘巨制,在蒙元碑刻中实属罕见。

此碑详述了蒙元时期的能臣廉吏姚天福的生平事迹,其中部分内容为《元史》所失载,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蒙元时代,这位跻身蒙古政治中心的汉人官员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透过这通姚天福神道碑,我们心中的疑问将得以解答。

13世纪,来自草原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在中国北方建立金政权的完颜氏面临亡国的危机。金朝中后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成为官僚腐败的温床,新一批的女真武士丧失了先祖游牧时代的率真勇武,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节节败退。

蒙金战火不熄,各地汉族士人纷纷移家避难,有个名叫姚居实的汉人从晋南稷山逃难到晋北雁门,并做了当地赵姓进士家的女婿,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姚天福。

姚天福长大成人时,金朝已经覆灭,淮河以北的地区基本被蒙古控制。此时,姚天福为怀仁县推选为县吏,成为蒙古政权的基层公务人员。青年时期的他开始接触儒学,能够通晓《春秋》大义,并崇尚儒家所强调的忠孝观念。

碑文载“父母亦奇公日勖忠孝之事,而公之所见已不与常人等矣。”蒙哥汗时期,忽必烈驻军于白登,怀仁县受命向忽必烈幕府进贡葡萄酒,姚天福作为县吏随行,因其对答机敏,为忽必烈所注意,于是留为宿卫。

13世纪后期,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取得胜利,攻伐南宋,建立元朝。这一期间,姚天福为蒙古权要塔察儿赏识,入御史台,成为中央监察系统中的一员,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

元至元十一年(1275),姚天福任御史,上任之初即向忽必烈弹劾回回大臣阿合马,忽必烈嘉其耿直,赐号“巴儿思”,碑文载:“国人谓虎为‘巴儿思’。”虽然受到褒扬,但是因为元宋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元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军事,所以对于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忽必烈未作出相应的处分。后来,姚天福又弹劾扰民乱法的皇帝宠臣小甘浦,其人伏诛。姚天福在御史任上不畏强权,保民除奸,并且谏言恢复地方监察体系,这有利于推动元朝的政治清明,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时的官民矛盾。

由于与阿合马不和,姚天福最终被迫离开御史台,出任河东按察副使。时值盛冬,朔方用兵,姚天福奏请免除太原百姓的劳役以安民心,又在太原发生饥荒时,先开官仓赈济百姓而后上奏朝廷。这些举动都为河东的稳定作出贡献。因此,归拜治书侍御史。

元朝平定江南,姚天福受命为淮西按察使。以前南宋将领大多在淮西安家,元朝守军经常在此地区屠杀掳掠,贩卖人口。姚天福知晓这一情况后,愤怒地说道:“这些百姓都是天子的臣民,谁竟敢这样做!”即下令严惩掠卖之罪,得以回归故乡的就有数千家。

江南地区的军功官员多渔猎新附百姓,姚天福亲自到朝廷弹劾,但蒙古贵族以其有功勋而不予惩罚。后来,姚天福又转任各地,均以民为先,严惩不法之徒,重教劝农,风化大行。对于元朝统治的稳固起到积极的巩固作用。

姚天福擅长判案治狱,碑文中记载了几则有名的断案故事。

滦城有一家旅店内发生一起杀人夺财的案件,死者是一名商人。县长急于捕获贼人而不可得,于是抓了旅店主人隆氏三父子进行审问。在严刑拷打下,他们被迫服罪。该刑事案件复审时,姚天福怀疑有冤情,但是县吏不肯改变判决。

姚天福问死者的母亲:“你儿子所带钞币有没有私人标识?”死者母亲回答:“有。”于是姚天福命人拿来隆氏所纳赃款,其中并无死者的私人标识。姚天福说道:“的确是有冤情啊!”于是暂时将隆氏父子收押,不处刑。后来,在德兴抓获真盗贼,隆氏三父子得以释放。

姚天福任山北辽东按察使时,武平县有一个名叫刘成的人暴死,其弟告官,怀疑是自己的嫂子阿李与人通奸,谋杀了兄长。县令丁钦验尸却查不出死因。上报于府,府亦难决。

府又上报给姚天福。姚天福命令道:“怎么可能没有死因,限期三天,查出死因上报。”府以此责问丁钦,丁钦忧虑不知所为。他的妻子韩氏问他:“怎么这样忧虑?”他回答道:“刘成案件有隐情而没有他杀的迹象,府责问十分急迫,况且姚公的命令不可违背,该如何是好?”韩氏问他事情的始末,说道:“验尸的时候有没有拨开头发观察死者的顶骨?”丁钦回答:“也曾观察过,没有什么异常。”韩氏说道:“你不知道,顶骨中定有物,只是用药涂过后泯灭了迹象。”丁钦于是再去验尸,清洗顶骨,顶骨开,发现长约三寸的铁钉,丁钦持此上报于府,府上报于姚天福。

姚天福得知是韩氏教丁钦验尸的办法后,说道:“应当奖赏韩氏。”于是留下丁钦,召见韩氏。姚天福夸奖了韩氏,并问韩氏何时嫁给丁钦。她回答道,自己本是莱州人,嫁给广宁李汉卿为妻。后来李汉卿死后十月,贫无所依,后嫁给丁钦,已经半年了。姚天福又问道:“李汉卿葬在哪里?”她回答道:“寄殡在广宁某寺中,因为没有钱财还葬。”姚天福将韩氏交付有司。

姚天福派人昼夜驰骋四百里,到达广宁,开启李汉卿棺验尸,其顶骨和刘成状况一样。使者持广宁文书及铁钉回报姚天福,姚天福拿铁钉给韩氏看,韩氏服罪。姚天福善于断案诸如此类。

姚天福神道碑作为一通记事颂德碑,讲述了一代名臣姚天福的传奇事迹,撰写者虞集高度肯定了姚天福的丰功伟绩,在碑文中称其人有“刚毅正直之材”“百折不回之气”。该碑立于元顺帝即位之初,在元代后期出现的蒙古贵族屡次政变、官僚机构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现状下,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为了真正坐稳帝王大位,打击那些削弱皇权的桀骜不驯的蒙古贵族,恢复当年忽必烈大汗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再现至元盛世,需要像姚天福这样忠于皇权、长于吏事、敢于惩罚不法贵族、维护王朝纲纪的人才。

姚天福在蒙古统治者的高压民族政策下,敢于与蒙古贵族争理,积极维护汉族百姓的利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其断案的理念和手段也为我们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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