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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司马府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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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7 11:3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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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府的底色

作者:张丙辰

到达光山的第二天,我们就近先到司马府参观。不算高大的旧式门楼,飞檐耸脊,矗立层阶之上,一块“司马府”的牌匾高挂,倒也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庄重。司马府是一个完整的四合宅院的格局。


曲径通幽,小桥流水,典雅秀丽,中规中矩,和司马光笃实沉稳、不事张扬的个性十分吻合。不大不小的院落使人油然想起孔子“儒有一亩之宫”的名句。暮春时节,繁花落尽,但雨肥梅子,风梳翠竹,依然使这古意盎然的小院充满生机。

靠近门楼处,是那尊“司马光砸缸”的少儿群雕,主人公的铜头已经让游人抚摸得明光锃亮。砸开的缸洞口,那个倒霉的落水者正随水流冲出,引起大家一阵关于史实的争论。

焦点是:究竟是缸破水泻,缸中得救?还是石开大洞,人随水出?哪一个更合逻辑?我无意于这种细节的纠缠和穿凿,寻一僻静处伫立,陷入对司马光仁心义举的深思。

《宋史》记载了这件事的发生和背景:“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春秋》是孔子为鲁国修撰的编年史,《左传》是对孔子《春秋》进行解析阐发的名著。司马光七岁便沉浸其间,废寝忘食。在这样的道德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才有善良的基因,才有仁爱的本性,才具备临难不苟的大智大勇。

孔子“仁”的观念构成了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道德成长的精神乳汁,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仁者爱人”,司马光沐浴着儒家的阳光,从小便打上了仁爱的道德底色。他临难不苟破缸救人的举动不仅是智者之举,而且是仁者本怀,只有从儒家思想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活水源头。

我在司马府的小径上逡巡,潮湿的墙壁上布满斑驳的青苔。在这个小院中发生的救人故事过去了一千多年,人心不古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江河畔、池塘里、河湖港汊,依然有儿童在戏水,依然有儿童会溺水,但我们还能期待这样智勇双全的少年才俊吗?变生不测,方寸大乱;遇难不救,落荒而逃;甚至佯装不知,连个呼救报信的都没有。


面对媒体调查和采访,家长百般抵赖,唯恐与自家孩子扯上干系。家长不仁不义,对儿女的示范必然出问题。纵然把《三字经》《弟子规》倒背如流,欲使子孙仁义礼智岂非白日做梦?

南边的一排房子里布置了司马光生平事迹的展览,图文并茂,琳琅满目,可以清晰了解司马光成长的路线图。从20岁中进士到68岁辞世,司马光虽在新旧党争中有许多不如意,但煌煌几百万言《资治通鉴》,足可大慰这段寂寞时光。他位极人臣,可圈可点之处极多,但我想说的却是司马光的孝子行状。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任华州通判。若干年后,为了方便侍奉双亲,司马光毅然舍弃了将要升迁的机会,呈请改任平江通判远徙杭州。后父母相继去世。司马光又辞官归里,在山西夏县守孝三年,直到嘉祐六年,才复官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这些涉及伦理亲情的尽孝情节,在司马光一生宏图的背景上显然微不足道,在今天更被视为家长里短的琐事。但在封建社会里,“孝”却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基石。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然后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古代统治者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求忠臣必于孝子,求孝子比于情人——这里的“情人”,是指有情有义的人。


汉代是弘扬孝道最鼎盛的时期,孝文帝之后的每一位皇帝,其身后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不仅如此,还把孝的观念具体运用在官吏的选拔上。从民间“举孝廉”“选贤良”,都首先强调“百善孝为先”。

退休之后,我回老家小住的机会多了。在农村治丧的灵棚上,都还能看到“吊者大悦”“卧冰求鲤”的横批;田间地头的丘墓上,不少石碑还刻有“木本水源”“慎终追远”的字样,但很少人能说清它的含义了。


十年浩劫中,祠堂损毁,祭祖烧香成了封建迷信,孝子贤孙成了蔑称,鼓励揭发批判自己亲娘老子成了新时尚,对传统孝文化的冲击前所未有,危害深广。以至于现在,随便打开电视的民生频道,不履行赡养义务、与父母对簿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

有人说,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人说上法庭表明要依法办事了;有人说,这是和国际接轨,欧美人的亲伦关系就是利益分明。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时髦观点,但我知道,文明的田野里如果容不下一座祖坟,清明的坟头如果看不到缭绕的青烟,世道人心肯定会出大问题。

司马光对大宋忠心耿耿,贡献卓著。嘉祐六年,他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在谏官的位置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认为谏官的天职就是矫正时弊,抨击邪恶。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人君”,因而“治国首先是正人君”。他任谏官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论君德》。文章分析人君之德分为“仁、明、武”三个方面,三者兼备则国强。


在《言御臣上殿扎子》中,司马光对靠混年头而升迁、不问真实才能的情况提出批评。主张因材授人,量能施职,用人、赏功、罚罪为致治三道。加上人君三德,合称司马光“治国六言”。

司马光所指斥的官场痼弊,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在多有。但这样敢言直谏、忠心赤胆的“朝廷”命官却如同凤毛麟角。遇事绕矛盾,逢人打哈哈,在讲究“领导艺术”、注重“工作方法”的堂皇借口下,有多少本该忠烈的肝胆趋于油滑?为了一己的私利和前程畏首畏尾,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便大打折扣。


司马光是儒学教化下的人格典范,他的忠诚和奉献让朝廷感动。于尚书左仆射任上辞世之后,皇帝赐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从这一连串的身后头衔便可看出大宋皇帝对司马光一生的倚重。

司马府院子左前方有一座六角亭,上边悬挂着“养粹亭”的牌匾。旁边一块石碑上,刻有乾隆年间光山县令撰写的《司马井养粹亭铭并序》,介绍了这口井几度兴废的经过。名曰“养翠亭”,取《易经》“井养而不穷”之意。“井之功,养不穷。非浚则源澭。德之至,养乃粹,非诚则类翳。”铭文不长,但落脚在做人要诚实,却暗含了司马光幼年时的一个故事。

一年秋天,有亲戚从山西老家带来一袋鲜核桃,幼小的司马光剥了半天也没有把外面的青皮剥下来。有经验的保姆把青皮核桃放在开水中烫一会儿,再捞出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剥皮问题。司马光的姐姐大为惊讶,问是谁的好主意?司马光夸口说:“你看不出来吧,是我想的呀!”这事正巧被父亲司马池看到了,便对司马光大声呵斥:“小子何得谩语!”并借机给司马光讲做人必须坦诚的道理。这件事对司马光震动很大,从此一辈子再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我十分佩服司马池老先生的教子之道,并由此联想到孔子对孔鲤“不读诗,无以言”的训诫。人性的善恶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曾经在两位圣哲中发生了口舌之争。


但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或者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毫无例外地强调早期的教化之功。“墨悲丝染”“诗赞羔羊”,幼儿早期教育是个“打底色工程”,任何细节都不可忽视。“为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为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文明教化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从司马府出来,我一直在汇聚和梳理记忆的碎片。两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这个一亩之宫看得仔仔细细,但最后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只有“忠孝节义”的儒家人格。


这些人格曾经与日月同光,让多少后人高山仰止。由司马光,我想到了诸葛亮、关云长;想到了岳飞、文天祥;想到了方孝孺、袁崇焕;想到了江姐、许云峰等钢骨耿耿的忠臣义士,甚至想到了《出师表》《陈情表》和《祭十二郎文》。

传统文化的广原上,激荡着一种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让人崇敬,让人膜拜,让人追随和效法。而现在,我却隐隐有一种担心:这种浩然正气似乎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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