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重视读书

古代学者重视读书

普通百姓尚且重视读书，何况学者乎？然而有的学者成名之后，就不再读书了，半途而废，殊为可惜，当以为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启有清一代学风的大学者，一辈子始终读书且卓有成就。因其出身富户家庭，顾炎武有很好的条件读书。他遍览前朝史籍，悉研各类经典，为其形成渊博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道：“亭林（顾炎武之别称）之好读书，盖其天性。”顾炎武为了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凡阅书一千余部”。顾炎武曾游学大江南北，在考察各地的过程中，他交结豪士，获悉各地山川风俗，他的亲身经历连同书本知识共同构成了著书材料的来源，这也绝非书斋中的学者所能及的。

“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成为顾炎武一生坚持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潘次耕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在读书为学的过程中，认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础，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他钦佩尧舜的“耿介”，愿意将自己身上的“胸中磊磊”发扬光大。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虚心的态度去对待读书为学。

清代大学者戴震，一生与书结缘。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自幼喜欢阅读各类书籍，而且喜欢探求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形容戴震“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难能可贵的是戴震在求学时即表现出刨根问底的探究精神。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古人注释经典的作品）训解之，先生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因取汉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书，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造字与用字的六种方法）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疑，时年先生十六七矣。”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在北京纪昀家中住，一方面当家庭教师，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写成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等书，名扬天下。后来，他离开北京，在扬州、保定等地为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他向皇帝推荐才华横溢的戴震为纂修官。戴震在纂修官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主要校勘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书籍，宋儒张载尝言学者要“为往圣继绝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之书堪称绝学，这些书籍之难度足以使一般学者望而却步。梁启超说：“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倘若戴震没有常年读书的积累，没有深入的思考，是断不会有其学术事业上的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