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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区部分单位进驻新绛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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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22-5-15 11: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西北军区部分单位进驻新绛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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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区部分单位进驻新绛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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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区部分单位进驻新绛始末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集团为抢占胜利果实,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斗争,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阶段——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阴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在晋南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响了晋南反击战。1947年4月7日,新绛胜利解放。到年底,山西孤立的临汾、运城、太原等都处在我军包围中。

新绛解放后,承接了宜川战役前后的大量后方工作。1948年6月,西北野战军第二后方医院、西北医专、西北人民制药厂、西北军官教导团先后进驻新绛,停留近两年。

医院抢救伤员近万名

1948年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制定了宜川战役计划。2月,时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贺彪(后来任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部长)当时和后方医院正在山西兴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令,命野战医院组建第二后方医院,赶往晋南龙门一带,选择渡口,确定医院驻地和收容点,准备执行战地伤员接收、医疗和护送任务。

据《贺彪回忆录》记述,他接到电报后,当即通知邹连发、卢长岭各自负责的医院作好准备,赶到离石附近待命。他自带刘志瑞负责的医院和卫生部负责供给和管理的有关同志,于第二天向晋南出发。

当时,贺彪率队经过吉县,往南首先赶到黄河龙门一带,选好了渡口,搞到了一批船只,组织了一些船工,设好接收点。随后,他们经稷山赶往新绛。路上,贺彪安排邹连发、卢长岭的两所医院立即赶往稷山,贺彪带领的卫生部及医院则赶到新绛。

在新绛,贺彪找到驻扎在此的吕梁十地委书记彭德,经过选择,第二后方医院的地点放到了三泉镇古堆泉一带。

经过这样准备,第二后方医院可以在战役开始后在渡口接伤员,手术队可最快时间在龙门就对伤员进行清创手术治疗,防止伤口感染。经处理,再按照救治范围和伤病员分类,分别转往稷山、新绛等地的医院治疗。

西北军区的第二后方医院,在新绛主要分布在三泉镇冯古庄村、三泉村、白村、古堆村、卢家庄村,共设5个医疗队,总部和一队住冯古庄村,二、四、五队住三泉村,三队住白村,古堆村、卢家庄村也有部分医疗队驻扎。

在冯古庄村的具体情况是:1.司令部、卫生部首长住冯古庄东门口的晚清官员毛应宿的院内,在其院东偏院南房二楼上架有机枪,住着卫兵,电话线自东门拉进,安装在毛氏大宅院内。2.司令部、卫生部首长的小灶安排在距离“毛氏大宅”往西行有100米左右的毛家旗杆院内。3.医务人员与士兵的大灶房设在村西边毛氏西四宅毛郁文的南院,至今南房的墙壁尚留有不少墨写的标语口号等。4.卫生部、司令部家属住毛氏南四宅毛宗璞院。贺彪两个儿子均在冯古庄玉皇庙内上学。5.卫生学校及医务人员住所设在今毛喜喜、毛福德、毛引龙几家院内。6.卫生部手术室设有两处,一处为毛氏十六世(九品)毛鸿儒与十九世毛万义院内前院北房。此房地势高,有三大间。第二处为毛喜生、毛蛋蛋院内,其院落分前院后院,前院为场院,后院为四合院。7.零散官兵住院设在毛氏二宅、三宅院,此群落轮廓围墙和大门,现基本尚存。

据冯古庄村民毛云山回忆:贺彪的儿子贺斗、贺争和贺平,以及寄养在贺彪家谭友林的女儿晓芳,就在冯古庄生活。

冯古庄进东门往西到村公所有一条大道。部队驻扎后,卫生部在最东头的毛氏大宅,部队战士就从东门口修起,一直修到村公所。当时受条件限制,修路主要是平整道路,道路两边放低,中间隆高,使雨水能从路两边流走。路修好后,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均设在老乡的家里。据三泉村村民刘子旗回忆,设在他家的手术台就有6张,是借他家和邻居家的条桌或门板,分别用4根树桩支起来的,上面铺上棉垫和消过毒的床单,无论什么手术都在这上边做。

当时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全院只有十几把破旧的止血钳,换药的镊子多数是用土法制成的;只有很少几支注射器,针头也很缺,通常是用钝了在石头上磨一磨,消过毒再用。消毒也是土办法,用的是蒸馍的蒸笼。没有脱脂棉,就将普通棉花煮过晒干代替。

因为原来医药供应的通道都被切断了,药品更是奇缺。医务人员始终把减少伤员痛苦和帮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作为最主要的责任。伤员需要输血,医院没有血源,总是医护人员主动献血,大家都把抢救伤员看成是战斗,做到轻伤不下火线,献血后稍休息一会,又投入工作。

为了保证治疗,部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找了很多代用品。如给伤员换药,都是用盐水和PP水洗伤口;输血器一般用50CC注射器代替;没有酒精,就用烧酒;配膏药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那时根本没有消炎药,给伤员换药,用的往往是来苏儿或手术用的麻醉药。

冯古庄村的毛氏十五世毛锁锁会熬制大烟。后方医院驻冯古庄村时,常有骆驼送来医药等物品,每隔七八天就拉回几大车大烟壳子皮,卫生部医院聘请毛锁锁为部队专门熬制,用于手术时镇痛。有一名姓刘的中医,还经常组织村里懂中草药的群众到附近的九原山、马首山一带采集中药,以抢救伤病员。

贺彪也经常到卫生队巡视检查,看望伤病员,参加研究治疗方案,有时还亲自给伤病员做手术。据总后政治部离休干部侯景明回忆,后方医院在新绛驻扎期间,他就有几次见贺彪在白村后方医院同许若韦一起为伤病员做手术。

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贺龙也先后两次到新绛,检查部队后方医院驻地情况,解决部队遇到的实际困难。为支持新绛发展工商业,保护和发展城乡经济,还发放实物(棉花)贷款,支持木器和棉纺织业的棉布、棉毯、毛巾等产品的生产。同时,免除工商户1947年的工商费,免除工商户的军差任务。这样一来,新绛县的工商户由1948年初的790户发展到1735户,全县呈现出城乡安定,物价平稳的好局面。

住宿和生活供给是个艰巨任务,在十地委的领导下,新绛人民克服困难,把最好的房子腾给了部队、把最好的粮食献给了部队、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了部队。经过医务人员艰苦努力,加上新绛人民无私奉献,使一批批伤病员康复归队,保证了西北野战军机动作战。

据后来统计,后方医院在新绛不到2年的时间内,共对近万名的伤员进行了抢救、治疗。

西北医专在此发展壮大

1948年2月,晋绥军区卫校驻兴县任家湾,驻地一带青黄不接,粮食奇缺,仅有的军粮还要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抗击胡宗南部,保卫延安的我军前线部队。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晋绥军区减少了机关学校的粮食供应,每人每日供应由0.5公斤减为0.375公斤。

2月,学校奉命北上,由兴县任家湾搬迁到存粮较多的静乐县段家寨、李家沱一带,继续进行教学。军医第四期提前分配到部队后,又招收军医第六期55名学员。

静乐虽然是当地的粮仓,但机关学校每人的粮食定量没有改变。因粮食定量少,副食又差,师生身体都很虚弱,经常有教员、学员就昏倒在课堂上。

到了4月,学校奉命南迁,由静乐县出发,途径岚县、离石、中阳、石楼、隰县、大宁、蒲县、吉县、乡宁、河津、稷山等县,纵贯吕梁山,行程500余公里,历时近2个月,于6月到达新绛县南古交村一带。

当时,沿途尚有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昼夜时闻枪声。为确保安全,学校转移行军中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白天行军,边学习,边宣传发动群众;晚上则轮流站岗放哨,防止匪兵袭击。

新绛县南古交一带,地处汾河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许多从北方过来的学员,第一次下河抓鱼,吃上了鱼肉,喝上了鲜美的鱼汤,感到十分幸福。

学校进驻新绛时,学校有学员151人,教员6人,主要为军医5、6、7、8期和调剂4期的学员。稍加整顿后,学校就继续开课了。

因为地处新区,同学们一边学习,一边做群众工作,开展文娱活动。学校先后排练了秧歌剧《刘栓栓参军》《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和大型歌剧《王贵和李香香》等,为群众演出后反响热烈,起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

为更加有效地支援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底,上级决定晋绥军区卫生学校扩建为西北人民医药专门学校,改由西北军区领导。根据“扩大招生数量加速培养更多革命医务干部”的指示,自1948年冬至1949年春,学校先后在晋南地区各县招收学员1000余名。其中445名编为军医9期至15期,191名编为调剂4期至6期,397名编为护士2期至6期。1949年5月,又从北京招收429名青年学生,编为军医16期至23期。至此,加上原有在校生,学校在新绛的在校生共编为7个学员队,学员达1637名,学校得到了空前发展。

学员数量增加后,教学任务异常繁重,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报请彭德怀、贺龙两位首长批准,1948年至1949年从部队和医院选调了一批适合任教的卫生干部,陆续来校承担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在贺龙的关怀下,军区卫生部部长贺彪等在北京动员了39名高中级医务技术人员来新绛任教,使新老教员达到61人,学校整体专业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学校在进行政治教育,业务学习的同时,还组织广大师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农副业生产。开垦了荒地300亩,种植芝麻、黄豆和棉花等农作物。参加助民劳动,帮助群众割麦3500亩,收秋1066亩。通过生产劳动,进一步锻炼了师生的劳动能力,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在西北战场上,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安,并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反扑,战争被远远地推向西线。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北医专经贺龙司令员的批准,准备搬迁到西安。

制药厂全力服务军需

1946年冬,军委卫生部卫生试验所成立。1947年,试验所驻扎在山西兴县吕家湾,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下设若干室,包括痘苗、疫苗、破伤风、培养基、生化和采血等。

卫生试验所创造了生物制品史上的奇迹,生产出“四大产品”,不仅满足了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边区的需要,而且一部分还支援了兄弟解放区。

四大产品,第一是痘苗,第二是伤寒副伤寒疫苗(当时称“菌苗”),第三和第四个产品分别是破伤风类毒素和破伤风抗毒素。

卫生试验所的生产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电,不得已就用6盏煤油灯来保持孵箱的温度。就这样,卫生试验所通过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克服了菌种鉴别、细菌计数等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1947年7月至1948年5月,共制造出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55672毫升,可免疫22000多人。

临汾解放后,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我军的制药生产,1948年秋,晋绥卫生试验所与联防军卫生材料厂合并,迁到新绛县泽掌镇。随后,晋绥制药厂也合并进来,组建了西北人民制药厂。

西北人民制药厂下设血清疫苗、制药、卫生材料、医疗器材、木工五个部门。在泽掌村建厂时,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地取材,利用民宅、破庙修改建厂房。缺少施工人员,就全体员工齐上阵。泽掌村的群众也十分积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配合建厂施工。

经过一个多月奋战,西北人民制药厂修建了合乎工作需要的各类工作室,改善了血清疫苗生产的条件,扩大了生产规模,确保了供应任务的完成。

1949年1月,晋绥军区卫生部为了表彰晋绥卫生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特授予姜恒明、宿树南、周百其等同志“甲等人民功臣”称号,给西北人民制药厂记集体一等功一次,并授“发扬艰苦奋斗、积极创造”锦旗一面。

随着战争的需要和部队的不断壮大,前方对药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多。西北人民制药厂调整了药厂的生产计划,扩大研制和生产规模,增加了生产石膏、绷带、敷料等作战急用药品材料。

为进一步加强领导,药厂还充实完善了管理机构。厂部以下,分设采药队、材料股、西药制药股、中药制药股、总务股等,每个股下,又设若干股室。

经调整后,制药厂的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当时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热退尽片、平热片、光明散眼药、强心药、黄连素等27种;西药有小苏打、煅石膏、硫酸钠、酒精、樟脑注射液等15种,另外,还生产了大量的脱脂棉、脱脂纱布、急救包等。

1949年11月,西北医专、西北人民制药厂根据战争需要,一起搬迁到了西安,分别改名为第四军医大和西安制药厂。

改造战俘成效显著

1948年,随着西北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我军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反攻”,大批俘虏的处理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随着战场南移和向西安以西的大西北发展,远在晋西北的俘虏管理机构距离战场太远,已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

因此,根据1948年7月中央敌工会议的决定,西北野战军的晋绥解放军官招待处(高级队)、岚县解放军官团和石楼解放军官团全部向晋南新绛县转移,合并统称“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

1948年6月,晋绥解放军官招待处(高级队)77名国民党高级俘官(主要是傅作义、胡宗南部)在张卓如带领下,从兴县出发。长途行军路过的许多地方,都是新解放不久的地区,常有国民党残兵游勇和土匪占据山头和废旧的地堡工事打冷枪。为防止俘官逃跑,兴县调派了一个排20余名民兵,全程荷枪实弹随行,执行24小时警戒任务。

高级队行军到介休时,当天晚上枪声四起,国民党残兵和土匪企图进入城内,抢走俘虏。部队及时关闭城门,组织警卫队人员和当地武装抵抗,使敌人知难逃退而去。

第二天一早,高级队紧急出发,刚离开城门不远,敌机即来进行轰炸。那次轰炸,反而让战俘们更加对蒋胡集团失望和愤恨,不想,也不敢逃跑了。

高级队那次行军,经过了临县、离石、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洪洞、临汾等,历时20余天,行程500余公里,按时到达了新绛。

岚县解放军官团和石楼解放军官团也是相同的路线,按时到达了新绛。

当时,“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部驻北张镇北杜坞村,其中高级队驻东蔡村。西北联防总部敌工部部长兼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政委金城还专程赶到新绛,召开管理人员大会,传达了《中央后委敌工会议精神》。

到了新绛县,无论从战场形势还是生活环境,教导团的条件都远比在晋西北时好得多。东蔡村当时有个倒塌的宫殿,那里鼓堆泉泉水形成小河,河里有不少小鱼小虾。为改善俘官生活,每周两三次早晨或晚饭后,俘官们被带到河边散步、活动、下河洗澡和摸鱼捉虾。他们很会玩,用自编的围栏截断水流,竭泽而鱼,每次竟然能捞到10公斤左右鱼。有次意外捞到一条白鳝,俘官们做好后,一致要求送给张卓如吃。为了照顾俘官情绪,张卓如象征性地尝了一小口,俘官们高兴地拿去分吃了。

在新绛,大家的生活比在晋西北时有很大改善,不仅能吃到韭菜、白菜等青菜,一天三顿还都能吃上白面馒头。

通过长时间的教育改造,俘官对我党、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从内心里表示叹服和信赖。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7月的兴县到1948年11月的新绛期间,高俘队释放军官30余人,其中上将1名,中将1名,少将3名,上校、中校共11名,留解放军工作的有12人。其中,仅1948年秋,释放的国民党高级俘官就有20多名。

1948年秋,王震从陕西关中战场来到新绛暂住,专门到高俘队做报告,对俘官教育影响很大。随后,经王震同意,张卓如在一个晚上和一名警卫,提着一个马灯,带着被俘的敌76师中将师长、29军少将参谋长、敌整编第36师123旅少将旅长、135旅少将代旅长等一批高级俘官,接受王震和新4旅旅长顿星云3个多小时的谈话考察,第二天就为这些人办理了释放手续,交由王震带回西北战场或释放回西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军重要干部,对促进和平解放甘肃河西走廊和玉门油矿4万多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有的还到了新疆,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安解放后,6月中旬,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随18兵团以“教5旅”的名义从新绛出发,西渡黄河入陕进驻西安一带,7月底到达三原县。1950年,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与西北军大第6大队和接收的国民党军校,天水骑兵学校一部分,合并成立西北军官学校。1951年5月,历时4年多,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工作宣告正式结束。

本组照片由新绛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文耀提供

乔 植  徐文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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