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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老干部常泉给朱德总司令牵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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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22-5-11 11:58: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永济老干部常泉给朱德总司令牵过马
青年时代的常泉

尚前秀 李玉锁

在永济,提起老干部常泉,上了年纪的干部群众都会说:“知道、知道,这个人给朱德总司令牵过马,老干部,老八路,好样的!”

其实,常泉原籍并不是永济,而是晋东南长子县,他本名也不叫常泉,叫常全喜。1938年他13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一五师当司号员,后跟随朱总司令到延安,给朱老总当勤务员。他勤快、机灵,深得首长喜爱,康克清同志还特意帮他将姓名改作常泉。康克清对他说:“小鬼,你年龄还小,要多学点文化,干革命没有文化不行!”在首长们的关爱下,他先后在太行中学、晋西北鲁艺分校、延安行政学院、延安鲁艺、中央政法干校学习。

1947年,随着解放区迅速扩大以及土改的展开,组织上安排常泉和一部分同志回山西开展工作。临离开延安时,康克清同志叮嘱他说:“土改是关系农民翻身的大事,你到农村后,一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二要掌握好政策,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我在延安等着你工作中的好消息。”

常泉带着首长的嘱托和期望来到永济,被派到常旗营村搞土改。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了家。土改结束后,组织派他去虹光剧团当政治指导员。此后,根据工作的需要,他先后担任过闻喜、解虞、永济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检察长,栲栳公社党委书记,县林业局长,县农政副部长、统战部部长,最后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1965年,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永济是畜牧工作先进单位,常泉作为县委常委和农工部长,代表永济参加会议,会上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会后,他特意去看望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康听说他在基层工作搞得很好,入了党,当了领导,很高兴,鼓励他继续努力,扎根基层,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从北京回来以后,一些好心人就劝他:“你有这样好的关系,何不请他们出面,把你调回北京工作?”常泉一听就说:“那怎么行!我在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人民服务,干一辈子革命。首长也嘱托过,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现在怎么能违背誓言,辜负首长的嘱托呢?共产党人如果都去北京当官,农村的事谁办?农民的问题谁解决?”

在北京开会时,在一次分组会上他说:“多年的基层工作使我体会到,在咱们国家,把农村的事办好了,国家就好了;农民富足了,国家就富了。做好农村基层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组织部门认为,常泉同志党性强、工作能力强,所以哪里有“硬茬”,就派他去哪里。常泉说:“什么是党性?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党性,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党性。”常泉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未辜负首长的嘱托。

1948年,虹光剧团成立不久,因受旧习气影响,一些老艺人身上存在不少坏毛病,剧团纪律松弛,人心涣散。组织知道常泉曾在十八集团军总部宣传队干过,就派常泉去当政治指导员。常泉到了团里,尊重老艺人,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关怀演员们的衣食住行。下乡演出车少人多,他让老演员坐车,自己徒步而行。为了蒲剧后继有人,他东奔西走,为剧团挑选和培养了王天明等十几位演员,为蒲剧的振兴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团里团外的人都说,没想到,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延安来的!更有人称他是“年轻的老八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检法部门急需加强力量,党派常泉去,他欣然前往。他在工作中一边学一边干,坚持原则,秉公办案,深受群众欢迎。1958年,县里要在虞乡建立大公社,因为所辖地域大,情况复杂,有诸多难题,党派他去担任党委书记,他去了。他和同志们一个村一个村跑,做村干部工作,订方案,制条例,经过一段努力,“东风人民公社”率先建立起来。

这个出生于太行山区并在首长身边成长锻炼过的汉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心中扎了根。首长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使得他始终保持着关心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保持着困难面前勇于拼搏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人民需要,调令一下,他就会不计职位高低、不论条件好坏,在第一时间奔赴新的岗位。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常泉到了哪个单位,用不了多久,这个单位的工作就会有大的起色。

常泉之所以能把基层工作做得这般出色,并不是他有什么神药妙方,而是因为他亲民为民、善于发动群众,很得老百姓敬重。他在常旗营搞土改时,和农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朴素随和,平易近人。群众有问题爱找他谈,他也乐于为群众解决问题。同时,他还非常爱护干部和群众。那时运城尚未解放,附近又驻扎着匪军,他担心敌人搞突袭,所以黑夜睡觉从不脱衣服,睡一会就起来到村里村外转一圈,看有无动静。

常泉下乡,不爱开会,爱串门走户,好在大树下、大庙前同乡亲们闲聊。通过闲聊,他就了解了村里存在的许多问题,然后才和村干部研究,一个一个解决。石桥村王安家说:“有一次常泉到我村下乡,村干部给他安排了住处,但直到半夜都找不到他。第二天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放羊老汉那间小屋里,两人聊了半夜,把他所要调查的事情摸得一清二楚。”他在闲聊时,如果了解谁家有困难,日子过不下去,就会解囊相助,有时甚至把自己搞得腰包空空,连饭钱也拿不出。

常泉的儿子常万忠说:“老爸的农民朋友很多。20世纪70年代时,土改已过去二三十年了,常旗营一个叫李泽荣的大爷到县医院看病,老爸知道了,但正在开会,脱不开身,便派我把钱和粮票送去。”人们都知道,常泉也有妻子儿女,生活并不富裕,但他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宁愿自己勒紧裤带苦一点,也不愿老百姓受苦。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人们怎能不敬重呢?

1962年,上级纠正“大跃进”中的“五风”时,常泉受到了批评和处分,领导担心他接受不了。没想到经过几天学习,常泉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和处分,愿意离职到生产队劳动锻炼。在生产队,他和社员一起修渠、送肥、推水车,光着膀子说说笑笑,乐观豁达,令人敬佩。后来,上级为他平反,说“五风”的根子在上头,你是满腔热情地做工作啊!常泉说:“我作为基层领导,当时头脑也有些发热,给生产队造成损失,我也有一定责任。”

2000年7月,常泉同志因病逝世,追悼会在常营他的家中举行。县委所致悼词,对常泉同志牢记入党誓言、扎根基层一辈子的革命精神给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这天,一院的花圈中有许多是本村和外村的农民朋友自发送的,抬棺扶柩送葬队伍中,也有许多的村干部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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