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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生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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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1号 未绑定微信vip vip-forever 发表于 2021-10-11 12: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运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生活变迁
运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生活变迁
运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生活变迁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过往,沧海桑田,运城百年征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业史、发展史和奋斗史。

日前,国家统计局运城调查队对百年来运城城乡居民生活变化进行了系统归纳整理。一百年来,我市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收入结构显著优化,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一个个准确翔实的数据,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运城城乡居民生活变迁图,展示了运城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发展史。

收入实现“三级跳”

一百年来,党领导运城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惠民生,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拼搏、砥砺奋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架梁立柱、拔节起势,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地区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1.4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643.6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开始有统计数据记载的1984年的467元,增加到2020年的32728元,增长了69.1倍,年均增幅达12.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55年的33元增加到2020年的12947元,65年增长了391.3倍,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收入由1955年的两位数到1978年的三位数,1995年的四位数,再到2020年的五位数,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从两位数到五位数的“三级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老百姓倍受日寇压迫、国民党盘剥,过着战战兢兢、食不果腹的生活。当时的运城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其困苦。1926年春天,中共运城支部成立,此后党组织领导河东人民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1947年运城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运城经济形势严峻,困难重重,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相对来说发展比较缓慢,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各种资源匮乏,经济水平低下,居民生活仅够维持温饱。1955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元,1978年达到101元,23年间仅增长了2.1倍,年均增长5.0%,增长比较缓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运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01元增加到1992年的480元,增长3.8倍,年均增长11.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1984年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国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措施,理顺了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价格补贴也由暗补改为明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有了明显的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4年的467元增加到1992年的1596元,增长2.42倍,年均增长16.6%。

到1992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城乡收入比3.33∶1,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如粮价的放开,标志着中国价格改革特别棘手的一关已经基本闯过。各种市场的建立使商品流通从“小流通”走向“大流通”,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为农民收入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运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480元增加到2000年的1966元,增长3.1倍,年均增长19.3%;恩格尔系数从1992年的50.6%下降到2000年的41.0%,下降了9.6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全国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扶植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就业,也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运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1596元增加到2000年的4453元,增长1.8倍,年均增长13.7%;恩格尔系数从1992年的47.3%下降到2000年的32.1%。

这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都在13%以上,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比从1992年的3.33∶1缩小到2000年的2.27∶1。2000年运城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达95.6%,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逐步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对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1966元增加到2012年的6458元,增长2.3倍,年均增长10.4%;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1.0%下降到2012年的24.2%。

这一时期,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各项增收措施,2016年工资制度改革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明显提高,促使效益好的企业职工工资及奖金、福利补贴持续增加,2005年开始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等,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4453元增长到2012年的18452元,增长3.1倍,年均增长12.6%;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32.1%下降到2012年的25.1%。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这一时期都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推进新农村建设,也为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我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6458元,增加到2020年的10916元,增长69.0%,年均增长9.1%。

从城镇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提出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强调千方百计增加财产性收入,发放并上调居民养老金,多次上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这些政策的实施助推运城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8452元,增长到2020年的29104元,增长57.7%,年均增长7.9%。

这一时期运城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期,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随之放缓,这基本符合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整体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都在个位数,农村快于城镇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从2012年的2.86∶1缩小到2.67∶1。

收入结构显著优化

百年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前,“以粮为纲”的经济模式使农民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26.8%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收入来源由集体统一经营为主转向家庭经营为主。1983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82.6%,到2020年下降到32.0%;与此相反,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由1983年的219元增加到2020年的4143元,增长17.9倍。

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几乎为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在城镇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工资性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多年来历届政府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956元,比1983年的9元增长660.8倍,年均增长19.2%;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4%上升到2020年的46.0%,上升了42.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补充。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社会化、商品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过去较长时期农村经济自给、半自给状况及以农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得到改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执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粮食直补、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大幅提高。据统计,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达2330元,比1983年的37元增长62.0倍,年均增长11.8%,比重较1983年的14.0%提高了4.0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前,我市农村居民收入有限,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没有余钱进行理财,财产净收入几乎为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投资渠道不断拓宽,利息、股息、红利、房屋出租及保险等金融性财产收入才从无到有,逐年提高。据统计,2020年运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518元,比1996年的47元增长10.0倍,年均增长10.5%。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长期稳定,增幅极小。改革开放后,国家工资制度多次进行改革,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指导线等政策的出台,使城镇居民工资快速增长。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9667元,比1984年增长44.2倍,年均增长11.2%。2020年运城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1%,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的较快增长,使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2020年工资性收入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1984年下降33.0个百分点。

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成倍增长,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新动力。改革开放使得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壮大,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有了大幅增长。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2981元,是1990年的129.6倍,年均增长17.6%;同时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8%扩大到2020年的9.1%。

随着城镇居民财富的积累、投资渠道的拓宽,不仅财产性收入的来源趋于多元化,收入也大幅度增加。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898元,比1990年增长104.4倍,年均增长16.8%,财产净收入的增长使其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1.4%提高到2020年的5.8%。

转移净收入占比提高,成为收入增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百年间,运城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从建立到不断发展,并逐步完善。进入新世纪以来,运城市委、市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持续稳定投入,各项民生政策落地见效,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100%,实现全覆盖。兜底能力增强,城乡低保、社保、离退休金等逐年提高,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大力实施,有效促进了运城市城镇居民转移净收入大幅增长,成为拉动全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8182元,比1984年增长326.3倍,年均增长17.5%,转移净收入的增长使其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84年的5.4%提高到2020年的25.0%。

消费水平大幅提升

一百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均消费支出大幅增长。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0076元,比1983年的222元增长44.4倍;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859元,比1984年的421元增长36.7倍。

食品消费由“吃饱”向“吃好”转变。一百年来,我市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经历了从仅仅满足于“吃饱”到追求“吃好”以及向“营养化、多样化、方便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市场商品极大丰富,居民消费的选择性增强,食品消费由主食型消费向副食、营养、方便型转变。据统计,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2639元,其中谷物等主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例为13.8%,肉、禽、蛋、奶等副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达20.5%;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3963元,其中谷物等主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例仅为8.7%,肉、禽、蛋、奶等副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达20.3%。2020年,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我市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6.2%,比1983年的55.4%下降了29.2个百分点;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5.0%,比1984年的45.5%下降了20.5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在温饱最低限和贫困水平之间徘徊,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衣着消费由单一低档向多样高档、时尚化转变。一百年来,我市城乡居民的衣着需求发生了三个转变,即从“穿暖”向“穿美”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转变,从“请裁缝做衣”到“上商场购衣”,再到“品牌专卖店购衣”转变。同时,人们的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追求服装的名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衣着消费的主流。据统计,我市农村居民人均购买各种服装支出由1983年的26元增加到2020年的740元,增长27.5倍。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1506元,比1984年的65元增长22.2倍。

现代化家庭设备用品换代升级。一百年来,我市城乡居民生活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新三件”,随后科技含量更高的家电产品又逐步取代了“新三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高档耐用消费品已成为普通百姓家庭必需品,如电脑、手机、空调、家用汽车已步入大多百姓家庭,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移动电话、有线电视使居民充分享受信息时代的便利。据统计,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121.2台、97.1台和98.7台;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118.0台、98.8台和102.0台,运城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移动电话、电脑和家用汽车分别为264.3部、40.3台和36.0辆;每百户城镇居民分别为266.5部、54.5台和52.0辆。

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极大改善。一百年来,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不断加大危旧房屋的改造力度,使众多的家庭告别昔日阴暗、潮湿的土坯房,住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完善的楼房,房屋结构由最开始的土坯房、砖木房逐步转变为砖混、框架的板楼和高层住宅,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据统计,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2320元,比1983年的39元增加2281元,增长58.5倍,年均增长11.7%;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3431元,比1984年的12元增加3419元,增长284.9倍,年均增长17.0%。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78年的10.8平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47.3平方米,增长3.4倍。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来水使用率达百分之百。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带动城乡居民用于房租、水、电费、燃料的支出明显增加。2020年居民用于房租、水电、燃费支出占居住支出的比例高达35.7%。

交通和通信条件明显改善。一百年来,运城市交通、通信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公路网四通八达,城市公共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彻底改变了城乡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居民出行使用的个人交通工具从最早的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发展到家用汽车;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也从最初的公共汽车、火车,发展到广为人们接受的出租车和飞机以及高铁动车。据统计,2020年运城每百户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达52.0辆,是2001年的26倍。同时,城乡居民的通信条件得到颠覆性的变化。据统计,1990年运城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1.11部,2020年提高到274部,年均增长20.2%,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1990年为每百人0.002部,2020年提高到270部。

消费领域不断拓宽,精神生活日益充实。随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不断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文娱类消费日益受到居民的青睐。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已从过去简单的“在家看电视,出门看电影”的单调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茶楼、酒吧、咖啡屋、书屋、度假村等多种休闲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此外,随着运动场所的不断增加,随处可见的社区健身一角,各大体育馆、游泳馆,各种健身房、瑜伽馆,都成了人们热衷的锻炼场所。城乡居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居民对子女及自身的教育更加重视,而且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旅游亦成为居民假日休闲的一种时尚和向往,特别是随着节假日时间的集中及在职人员带薪休假政策的落实,国内的短线游、长线游以及国外游,正逐步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亮点,旅游人数不断增长,旅游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据统计,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019元,占消费支出比重12.7%,1984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仅37元,年均增长11.8%;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979元,占消费支出比重9.7%,1983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仅5.0元,年均增长15.3%。

医疗保健意识增强。一百年来,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逐步增强,各种医疗器材、保健品、保健服务已逐渐进入普通居民家庭,晨练、广场舞等锻炼方式越来越活跃,寻常百姓也开始走进健身房。社区医院的发展及社会保障政策全面覆盖,切实解决了居民“看病难”问题。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1984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2元,2020年达1415元,年均增长20.0%;1983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6.0元,2020年达1130元,年均增长15.2%。

回顾运城百年来城乡居民生活变迁史,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运城人民接连谱写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辉煌篇章,河东大地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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