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散文）_杨星让

老屋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屋。

我的家在农村属于中等人家，土改时我家的成份就是中农。家在村子正中央，有一个大车门，里边是一场院，大约一亩半大，可以当家户打麦场。一溜三坡水（三根椽）的北房，最西边就是车门，能进大马车，也能停放马车。紧靠车门的是三间饲养室，最东边是两间磨坊。房子并不好，就是间口大点，适宜喂牲口、磨面供劳作之用。穿过场院，有一单扇的黑梢门，进去是一小胡同，北边有一双扇黑漆门。进了这道门，是一个三合院，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屋，我就出生在这里。

       这个三合院只有三分大，三间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东西厢房是单坡水，俗称撅尾巴厦，入深很浅，只有七八尺。椽子也很细，就是那三间正房（北房）的椽子也不是很粗，可见我的家并不是什么富裕之家。

　　我就在这个老屋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我家的房子看上并不少，其实供我们家使用的并不多。场院里的饲养室由生产队占用，老屋的北房一直是生产队的仓库，我们一家就住在东西厢房里。

　　一九六三年，哥哥考上了大学。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生活很困难。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五个孩子都上学，经济状况可想而知。父亲无奈之下将车门房卖了，大概卖了三百来元。哥哥很节俭，上了五年大学，一共花了家里一百来元。

　　一九六八年哥哥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一年后，哥哥和父亲商议盖房。房址就是我家的园子，那其实就是一块宅基地，三分大，往场院移了十几米，院子便有六分多大了。拆了老屋的西房，又买了一些椽檩，盖起了五间北房。尽管是土墙土坯房，当时在村里还是很惹眼的。

　　房子盖好后，哥哥说，这房子是月儿的。

　　月儿是我的弟弟，那年只有十岁。

　　第二次盖房，是一九七三年，我已经工作了。家里拍电报让我回去，我正在石家庄出差。等我回到单位，见到电报，第二天便动身回家。当我提着大包小包进门时，哥哥正在场院里栽牡丹花。见我进门，哥哥笑着说：“老二有福，房子盖好了人就回来验工来了。”

　　一溜五间北房新崭崭地矗立着，昨天刚刚完工。

　　这座新房是盖在场院里。哥哥说，这房子是星儿的。

　　这座新房是拆了老屋的东房，哥哥又添置了一些椽檩盖成的。

　　我现在说的老屋就是这座房子。当然它还是土墙土坯房，但在村里一片旧瓦房中，还是颇引人瞩目的。

　　也就是这一次，父母给我们弟兄仨人分了家：我分的是这座新院，弟弟是南边的新院，哥哥是东边老屋，院里只有三间破旧的北房。

　　一九八八年，单位集资建房。哥哥知道后，回老家将三间北房卖了一千五百元。他用手绢包着，坐公共汽车，将钱送到运城，交给我，让我买房。

　　哥哥的院子，空荡荡没有了一砖一瓦。

　　老家我的这座新房，我一共住过几天？我认真地算了算，大概一个多月，绝对没住满两个月。最长的一次，是父亲去世，在家安葬父亲时，住了有半个月。

　　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新房成了老屋，她由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变成了饱经沧桑的驼背弓腰的老妇。在四周一片瓦蓝瓦蓝一砖到顶二层楼的包围中，猥琐而自卑。

老屋确实老了。后背墙的土墙根已让雨水浸泡掏空，摇摇欲坠。土坯上的泥皮斑斑驳驳，面目全非。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我真担心房倒屋塌。过些日子我回去看时，山墙上的土坯掉落了一块，房里竟无一点漏雨之处。椽上的苇箔已糟朽不堪，灰色的瓦片裸露着，然而依旧能挡风遮雨。

　　老家我已很少回去，孩子们对老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每年清明回老家上坟，都是直接到地里上完坟就走了，很少回老屋去看一看。

　　但我知道，我的老屋，弟弟的老屋，都还矗立在那里；哥哥的院子里，还是空荡荡一片荒凉。

　　老屋，就让它保存在那里，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吧，它至少是我们兄弟情谊的一个见证。

作 者：杨星让，笔名杨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生。1969年毕业于阎景中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1984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2013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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