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子在一家单位实习，一天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单位已决定给他转正了。我也为孩子高兴，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无非是一些语重心长的嘱咐。让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虚心学习等等。信写好后，我打电话告诉儿子。儿子沉默了一会说：我回家取吧。儿子远在千里之外，虽说现在交通极为便利，但往返一趟也颇为不易。
我知道儿子的话有玩笑成份，但更多的是无奈。自从与孩子通信后，每封信寄出后便是焦急而又漫长的等待。一封信总要走上十天半个月，才会姗姗而至。我对儿子说，今天把信发出，两个星期准能接到信，不要着急。
我到邮局去发信，营业员称重后说一元二角。我递过钱，营业员没有给我邮票，而是说你可以走了。我说：邮票还没给贴呢。营业员笑眯眯地说：我给你贴好。我又说：那我把信封上。营业员仍旧笑眯眯地说：放心吧，我会给你封好的。
信发出十天后，我问孩子，他说没收到。半个月后，还没收到，二十天过去了，孩子仍然没有收到。一个月后，我彻底死心了，这封信丢了！
一日遇一道兄，闲聊中他问我，还给儿子写信吗？我伤心地说，不写了。给他讲述了最后一封信的命运。
这位老兄是搞书法的，他也遭遇过这类事。他参加书法比赛，寄作品害怕丢了，用挂号寄，但还是丢了。我说：挂号信可以查出来，丢了要赔钱的。道兄说：能赔多少？我的作品丢了，失去了参赛机会，是金钱能弥补的么？
我哑然，是啊，一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比如我给儿子的信，不是心疼那一块多钱，而是那封信，是我对儿子的期望。
那天翻看报纸，有一新闻：山东临清一考生，“落榜”后复读，终于考上了大学。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高兴之际，却又收到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去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在路上整整走了一年，让人欲哭无泪。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劝诫自己，从今后———
不再写信。
杨星让，笔名杨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生。1969年毕业于阎景中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1984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2013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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