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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 薛瑄“从祀孔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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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1号 未绑定微信vip vip-forever 发表于 2021-9-2 10:5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薛瑄是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其位置在东庑第59位,称“先儒薛子”。

“孔庙从祀”事关重大,薛瑄去世之初就有人提出建议,但一直申请、争论了一百多年,到隆庆五年(1571)才形成定论。

薛瑄是明英宗天顺八年六月十五去世的,之后朝廷给予了相当规格的封赠。但一部分士大夫认为,普通的封赠不足以表彰薛瑄在儒学方面的贡献,建议将薛瑄从祀于孔庙。国子监助教李伸上疏说:

瑄潜心体道,笃志力行,所著读书录河汾集诸书,足以发明往圣,垂惠后学……

山东济南府知府陈铨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成化元年,内阁首辅李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有传道之大功者,然后可享天下之通祀。苟非道足以继往哲,言足以淑来世,则人心有所不服。今虽幸进,后必有举而黜之者矣。请会本院儒臣公议其当。

意思是“从祀”这件事情太过重大,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批准,也不能轻易否决,建议召集儒臣公开讨论。但一讨论,否定的意见就占了上风。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刘定之说:

薛学士瑄,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是以荐蒙圣知,殁赐美谥,允为一代名臣,夫何间然?然论其于道所得,以与朱子诸徒相比,并若黄干辅广之亲承微言,金履祥许谦之推衍诸说,尚未知可伯仲其间否也。而遽言从祀,窃恐世之君子,将以建言者为非愚则谀,孰敢和附其说哉?故愚以为瑄可无施行。

刘定之首先充分肯定了薛瑄的成就,说他是响当当的一代名臣,毫无异议。但他在儒学贡献方面,却是明显不足的。他说,薛瑄学无师承,没有得到前代大儒的口传心授,也没有自己的著述作品,对儒学思想没有创新发展。他还讽刺说,提建议的人要么是太愚蠢,要么是想拍某人的马屁。刘定之说薛瑄无师承、无著述、无创新,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种言论一出,短时期内就不再有人提“从祀”的事了。

二十多年后,明宪宗去世,明孝宗即位。弘治元年(1488)三月,南京兵部主事娄性又提出了建议。但娄性要求太多,推荐太广,不仅给皇帝推荐了好几位老师,还建议同时把宋濂、吴与弼、杨士奇、薛瑄、吴讷等人一起“从祀孔庙”。朝廷采纳了其中一部分建议,但“从祀”的事没有答应。

到了这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又提出建议,说荀子、扬雄、马融、王弼等人思想不正确,应该从孔庙撤出来,然后把本朝的薛瑄加进去。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也建议整理孔庙祭祀,调整某些人,加进薛瑄。这几个建议又一次引发朝中儒臣的大讨论,礼部尚书周洪谟汇总讨论意见,仍然以刘定之的观点为准,否决了薛瑄“从祀”的提议。

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刑科给事中杨廉上疏,退而求其次,请求在家乡给薛瑄建祠纪念,并公开发行薛瑄的著作。他评价薛瑄说:

学识纯明,操守固完。蚤岁闻讲性理诸书,即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于宋诸儒之学。凡其微词奥义,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惟以复性为务。晚年造诣益高,进退之际,大节尤伟。平生所著有《读书录》,皆积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学者。

这个要求不算高,礼部很快就有了赞同意见,并建议把薛瑄的《读书录》给皇帝和太子各呈一部,以供学习,另取一部发到福建重刻重印。明孝宗批复说:

薛瑄以性理之学,继宋诸儒后,实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祠额特名正学。

这样,家乡河津县给薛瑄修建了祠堂,并被皇帝赐名为“正学祠”。薛瑄的著作《读书录》,也得以公开发行全国,有了更大的影响。

弘治十二年(1499)十月,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又提出新的建议,请求把程朱理学的一批重要人物,包括薛瑄在内,“从祀”于各自的乡学。其中几位贡献大的,可以“从祀”到郡学。这个建议丝毫不过分,朝廷没有经过讨论就同意了。

又过了很多年,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延绥巡抚姚镆建议将薛瑄“从祀孔庙”,皇帝下令让礼部讨论,但没有结果。嘉靖十九年,御史杨瞻、樊得仁再次提出“从祀”建议。朝中儒臣讨论表决,有二十三人赞同,一人反对。另有两人建议缓行,一人建议服从多数。从形势上讲,赞同者已占绝大多数,但仍有少数反对意见。明世宗赞同了缓行的建议,他说:

圣贤道学不明,士趋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候将来。

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六月,赵輄、周弘祖推举薛瑄,耿定向推举王守仁(阳明)“从祀”。这时,基本上是一致赞同了,但因为加了王守仁,不得不再次慎重。礼部向皇帝汇报说:

臣等谨考侍郎薛瑄潜心理道,励志脩为。言虽不专于著述,而片言只简,动示楷模;心虽不系于事功,而伟绩恢猷,皆可师法。尚书王守仁质本超凡,理由玅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杰,一代之儒宗,确乎能翊赞圣学之传矣。然瑄则相去百年,舆论共服,先朝科道诸臣建言上请,累十余疏,而儒臣献议与瑄者十居八九,世宗皇帝亦嘉瑄能自振起,然犹谓公论久而后明,宜俟将来。若守仁则世代稍近,恐众论不一……

隆庆元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魏时亮上疏,建议将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三人“从祀孔庙”。礼部再次讨论,没有形成结果。大致上说,薛瑄“从祀”已成定论,但陈献章和王守仁因为时代太近,还需要考察几年。

隆庆五年,薛瑄“从祀”的时机终于成熟。给事中韩楫、御史马三乐等人提出建议,礼部给出了赞同的结论,并写出了朝廷对薛瑄的最终评价,也是最高评价:

瑄,今山西运城市河津县人,方幼年,一见濂洛诸书,即叹曰此学道正脉也。遂弃去词赋,专心于是。

其学以复性为的,以居敬穷理为功,以反躬践履为实。潜心体玩,至老弥精,充养之纯,超然自得,此其学问之大原也。

平生言动举止,悉合于矩,辞受取与,一揆诸义。居家则孝友无间,与人则乐易可亲,中正足以矫枉律偏,刚直足以廉顽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略也。

所著有《读书录》,有《河汾集》,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简片言皆可师法,微词奥义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

至于立朝行己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也。

故一时信从者,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

间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学贵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书且十余万言,不为不多,又有言宋时罗从彦,李侗诸儒尚未遍祀,瑄不应独祀者,不知从彦等皆讲求圣学于大明之日,而瑄乃兴起于既绝之后,课其难易,功实倍之。

对于以前刘定之所说的薛瑄“无著述、无创新”的观点,礼部的评价给予了反驳,说“学贵心得,道在躬行”,应该以实践为准绳。另外,薛瑄的《读书录》有十余万字,著述也不能算少。至于刘定之所说的薛瑄“学无师承”,没有口传心授,因为明代诸儒都是自学成材的,这个时候就不用再提了。

隆庆五年(1571)九月,朝廷正式下诏:“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子庙廷。”这时,距薛瑄去世已经107年了。“从祀孔庙”的河东名儒,另外还有隋代王通和宋代司马光,加上明代薛瑄一共是三个人,此亦可见河东儒学之盛。


文/王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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