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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在信仰的世界里没有“冷板凳”——梁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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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小屋 未绑定微信 发表于 2021-6-3 12: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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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的世界里没有“冷板凳”

——感慨于父亲的“党史”工作情怀

梁 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某个周日回乡,和曾经从事过多年党史研究工作的父亲说起这个话题,父亲严肃地说,这是“党史”工作的春天,党史工作可以更有作为了!

1994年,父亲调任运城市(现盐湖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开始从事党史研究工作。那年他46岁。此前,他是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从新闻采编到党史研究,先不说这两种岗位的业务跨度有多大,仅就两种工作的性质而言,一个热热闹闹,众人羡慕,一个冷冷清清,少人问津。

我不知道父亲那时有没有心理落差,因为至今,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关于此次工作调整的任何“说辞”。只是听到过别人议论,说父亲新闻采编业务精通,却不谙人情世故,此次调整也是“明升暗降”云云。

我那时刚走出校门,对众多职业的性质知之不多,但从大家的议论中,套用现在的话,父亲似乎是从“高光时刻”步入了人生的“黯淡时光”,是从若市的门庭里一下子被挤到一条“冷板凳”上。

当然,这都是别人的说法而已。据我所见,父亲听从调遣,走上新的岗位。面对新工作,父亲似乎没有“调整期”,他把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痴情很快转换成对党史工作的热爱。他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很快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常规性整理、编辑、研究本地党史资料之外,父亲还发挥新闻采编的特长,积极主动与曾在运城战斗过的老革命、老战士联系,进行电话采访、书信采访、实地走访,从他上任到“退居二线”短短9年时间,就写出了数十篇与运城和盐湖区党史有关的文章,发表在各级报刊上,被编辑收录在多种书籍里。父亲还编印了几本书,主编的《三打运城》获得了省级奖项。

多年来,父亲用自己对党史工作的情怀、行动和作为,让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信仰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冷板凳”。他在别人都认为的“冷冷清清的地方”干得“热火朝天”、劲头十足。

199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父亲采访了龙居镇的离休干部解天佑,撰写了《从稷王山到中条山——解天佑革命活动采访记》,根据资料和电话采访撰写了《抗日英雄胡尚礼》,同年还编印了《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历史。

胡尚礼是盐湖区人,在河南省军区政委任上离休。1996年,父亲前往郑州,送去《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的同时继续深入采访,就《抗日英雄胡尚礼》稿子征求意见,对稿子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该文后来被编入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著的《三晋英模》。

这一年,父亲还陪同老干部杨克恭、靳守法去三家庄乡郭家卓村访问原安南县(安夏办事处)飞行组组长杨士英,后于2000年写了《杨士英同志生平》,还参加了杨士英的葬礼。

从事党史工作后,父亲勤于钻研史料,对曾经在运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老干部”十分崇敬,他克服当时通信还不方便的困难,想办法主动联系这些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很快同这些“老人”们取得了联系,有的还成为忘年之交。

1996年10月,父亲赴京向老干部赠送《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并为纪念运城解放50周年作准备。他见了赵辉(女)、干玉梅(女)、吴林泉、北沙、牛云霄、周逸(女)、白涛(女)等老干部。

1997年运城解放50周年之际,为了完成纪念专题片《浴火凤凰》,父亲随运城电视台赴京采访了杨秀山、北沙、桂绍彬、薛清池、徐国贤、韩文高、汤骏、田维新(女)等。父亲专门负责联系这些受访者。可以想见,若父亲前期未和他们取得良好的沟通交流,采访拍摄能否顺利完成还真是个未知数。

2001年,父亲主编的《三打运城》出版,他亲自赴京给老干部薛清池、汤骏、北沙、吴林泉、柴泽民、陈晓送书。陈晓(原某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回赠给父亲《山西新军》和《我们战斗在前哨》。此次赴京期间,父亲又重点采访了北沙同志,回来后撰写的《特别行动》,经北沙及夫人晓阳审阅后被《党史研究工作年鉴》《河东文史》《党史文汇》等书刊采用。

2002年,父亲前往成都采访老干部史兰英(坑道爆破攻运23旅旅长黄定基遗孀)并送去《三打运城》。史兰英给父亲讲述了黄定基的故事。后来父亲撰写了《坑道爆破与黄定基旅长》,文章先后刊载于《运城日报》和《党史文汇》等。

在成都,父亲偶遇新疆军区离休干部高明正,攀谈中知晓他当年是独四旅十三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过三打运城战役,便送给他一本《三打运城》。后来,高先生还给父亲来了信,并邮寄给父亲一本他编著的回忆录《从吕梁到天山》。

此次四川之行,为了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父亲多方打听与运城有关的老干部,采访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在内江,他采访了卫瑞堂;在安岳,他采访安邑县南下老干部张振华等,并送了《三打运城》。据父亲讲,这些老干部一见到家乡来人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人来了解情况,都十分激动、十分热情。

2004年,已“退居二线”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徐鹿学的事迹,十分感动,便萌生了采访愿望。那次,我向单位请了假和他一同前往。

此次北京采访,父亲还看望了老干部吴林泉和北沙。去北沙老先生家里时,我在场。记得刚到老先生家,他的夫人晓阳就让我们务必在他们家里吃饭,并亲自列出菜单,安排保姆买菜做饭。当时他们都已年过八旬,一是实在不愿意打扰他们,二是我也与同学有约,推辞再三,老人家才勉强同意。这次,我亲身感受到了“老革命”的盛情,才知父亲所说的“热情”,只有不及而无过之。这次父亲得到吴林泉赠的《岁月留痕》以及北沙、晓阳转赠的《六十年追踪》,父亲说,吃饭,哪里都能吃,而这些资料难得,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一晃,父亲退休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他的“党史”工作情怀依然不减当年。退休以后,单位有事找他,他仍然积极参与。他发挥史志研究专长,参与编写了《盐湖区党校志》《安邑大事记》等史志书籍。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尽管父亲已经退休,却还在为编写红色故事、讲党史、采访党史人物忙碌着。一些单位部门邀请父亲“讲党史”,他虽然已年过七旬,腿疼导致行动不便,但都执意应邀,且不问报酬。他经常说:“革命的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今年3月,父亲应邀准备给运城“汲盐书馆”讲盐湖党史,在撰写老八路吕云仙的稿子时,为了完善材料,他不断上网查询。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网上发现有一条最新消息,这位革命老人还在世,正在湖南湘雅医院老年56病房治疗,他决计立即前往拜访,希望得到更多的一手资料。这次,他的腿疼更加剧烈,行动已经有很大困难了,我劝他先治腿,但父亲说,老人已经是九十几岁的高龄,情况随时可能有变,为了抢时间,必须现在去。于是,4月23日午夜,我陪他乘飞机赶到了长沙,25日上午,在湘雅医院的老干病房,我们见到了这位“革命老人”的女儿孟临佳……

这次去长沙的三天时间里,我和父亲对当年的工作有些交流。父亲讲,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整体经济情况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财政比较紧张,研究经费都很吃紧,出一本书,得费很大的劲儿。不像现在,国家富裕了,对历史文化也比以前重视多了,经费给得足,活也好干。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人下任务,没有人考核指标,不研究不出成果也没有人过问。但,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拿着工资,不干活怎么能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奋斗、就在于付出、就在于奉献啊!

父亲的这些话,就像是影视剧里的“台词”,然而,这是在宾馆的床上,他面对他的儿子所说的肺腑之言。说这话时,我看着父亲竟然还穿着打了补丁的袜子,我的话不知从何接起,只是默默地听着,心里也泛起一阵阵涟漪。我觉得,父亲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纯洁、坚定和强烈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民革党员要以共产党员为师啊!父亲说,“民革”是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的重要力量,只要心里有人民,有国家,一样可以有所作为!你喜欢文化,完全可以发挥所长,用文化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有人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我想说,大海是波澜壮阔的,可所有的波澜壮阔都来自每一滴水的奋进激昂。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滴水,他是9000多万滴水里普通的一滴。父亲25岁在农村入党,如今党龄48年,将近半个世纪,但他对初心和使命的执着,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力量。

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能经历百年风雨而青春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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