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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大禹治水与镇河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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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6 15:4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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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与镇河铁牛

赵战生

天地混元,宇宙洪荒。中华大地自远古始,水患频仍,泽国千里,生灵涂炭,几无噍类,故有“洪水猛兽”之谓。其实,洪水比猛兽更为可怕:对付猛兽,人类先祖尚可以木矛刺之,以石块击之,使其望而生畏,知险而退;而对东冲西决滚滚而来的洪水,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能呼天抢地,望洋兴叹。



相传帝舜时期,洪水泛滥,天帝命大臣鲧去治水。鲧不谙水经,专事堵截,结果事与愿违,越堵越糟,水患愈烈。无奈之下,他从天庭盗来“息壤”,欲借神力,遏制洪峰。天帝罪其不令而行,命火神祝融持“吴刀”将鲧斩首。鲧死后,他的儿子禹子承父业,继续治理洪水。

《史记》载,大禹姓姒,名文命,尧时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他是上古时期,与尧、舜齐名的圣贤之王。

为了使天下一心,共同抗御自然灾害,大禹在阳城东南的涂山举行了部落联盟大会。

会上,大禹身披礼袍、手执玄圭,宣示业已取得治水的功绩,并请众部落首领同心同德,与他一起完成治水大业。首领们对大禹心悦诚服,尊敬有加,不仅表示臣服,还各自进贡玉、帛,襄助治水大业。这就是史书上所记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有了四面八方部落首领的拥戴与支持,大禹治水的决心更加坚定,擘画更加周全。他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摸索出了一套根治洪水的新办法,通过开、通、疏、凿、引等策略,历经十三年,终于使洪水归流,神州安澜。

大禹治水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人格力量、领袖风范,起了鼓舞士气、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治水,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执铁锸,夙兴夜寐,亲劳胼胝,脚趾甲和小腿上的汗毛都掉光了。当年,他结婚才四天,即告别新婚燕尔的妻子涂山氏,远行治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

涂山氏看到丈夫舍己忘家,太过辛劳,便每天做好饭菜,给丈夫送去。一天,大禹看到萼岭口山势陡峭,难以凿通,遂变为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开山负石。

妻子见熊心惊,一头跌倒,化为一块巨石。大禹知道妻子身怀有孕,抚石悲呼,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从大石中崩出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娃娃,直冲他喊“爹”。大禹转悲为喜,给儿子取名“启”,把那块大石叫作“启母石”。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是对大禹的由衷赞美。

大禹即位后,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把各诸侯国进献的“金”(铜),铸成九鼎,在鼎上分别镌刻了各州的山川地理图形,以象九州。其中,豫州鼎最为硕大,寓意中原豫州系中央枢纽。

九鼎最初放置在都城阳城,成为天子拥有最高权力的象征。鼎既为国之重器,自然威力无穷,身价倍增,被奉为神明,四方诸侯来贺,都要在九鼎前虔诚参拜。

商汤灭夏,九鼎易主,被搬到了商的都城亳邑。周代商兴,九鼎又被移至周之京师镐京;周成王甫继位,另建新都于洛邑,供九鼎于新的庙堂。此后东周式微,战乱频仍,九鼎在战火中不翼而飞,下落不明,成了千百年来的一大谜团。



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可见上古时期,三代贤王的活动中心,均在河东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诸多传说与故事。

其中,禹凿龙门最具有代表性。

相传上古时期,黄河像一头猛兽,翻越壶口,一路咆哮直奔龙门。这里两山夹峙,危岩耸立,犹如一座天然大闸,挡住了河水去向,形成了偌大一片湖泊。如若不能及时疏通,必将遗患无穷。

大禹审时度势,决心凿开龙门,使河水听从调遣,顺流南下。在他身先士卒的感召下,千万民夫前赴后继,挖山不止,终于凿开龙门,形成了鬼斧神工般的龙门胜境,后人为纪念大禹的丰功伟绩,亦称其为禹门口。

古魏大禹渡的一处高崖上,有一棵迎风挺立的千年古柏,相传当年大禹就是从这里走出河东,巡视九州水道的。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大禹之后,由于各地河堤失修、河水改道等原因,仍不断发生洪涝灾害。极度慌恐之下,人们似乎全然忘记了大禹的治水之法,而是一味乞求上苍的保佑,于是便出现了诸多“镇河铁牛”的人文景观。

为何要用“铁牛”镇河?《易经》给出了答案:“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故俗语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铁铸牛,既沉稳不易丢失,又神形兼备,不失威武,足令河怪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大约从隋唐时代起,“镇河铁牛”便应运而生,至明清达到高峰。河南省的荥阳、郾城等县濒临黄河,水患频发,分别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道光九年(1829),铸造铁牛,安置于河堤、渡口之上。江苏省徐州市历史上也是水患易发之地,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曾铸铁牛以镇水。清康熙十四年(1675),又铸新牛。只可惜两尊铁牛均形同虚设,不仅没能镇住洪水,反被河怪戏弄,沉入河底,不知所踪。

北京颐和园里,昆明湖碧波荡漾,景色宜人,曾是皇家享受大自然的极乐世界,很少发生水灾。为了防患于未然,清乾隆二十年(1755),以铜铸造了“金牛”镇水,牛背镌有八十字的篆体《金牛铭》。一般人虽读不懂铭文,却因此对“金牛”镇水的广大神通,深信不疑。



以铁牛镇河虽然较为普遍,却并非朝廷统一的强制要求,全国很多河流湖泊,都有自己的“镇水神兽”。

1989年,南京市高淳县(今高淳区)拆除胥河上的一座古代水坝,民工意外发现,坝内下的土层里有一个石龛。打开龛内石函,只见里面放着一只铁铸的爬虾虫。

爬虾虫是古时候江浙一带特有的生物,其外形似龙虾,披着坚硬的铠甲似的外壳,举着一对大钳,呈三角状的头部两侧,各有只突起的眼睛。虽然比铁牛小了许多,但用它做“镇河神兽”,体现的却是江南水韵,别有一番文化风味。

用铁铸爬虾虫镇水,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与虚幻的想象,其中蕴含着南京先民的聪明与智慧。原来,当地独特的爬虾虫通常在每年的六七月份出没,正值江水快要上涨的时节。人们把它放置在离地十多米的坝内,恰是洪水警戒线的位置,让它充当了遏制洪峰的“先锋官”。



“站在城楼用目观,八头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这首流传千年的民谣,说的就是古蒲津渡浮桥两岸的唐代大铁牛。

蒲州古城相传为尧、舜故郡。隋唐立都长安,京畿蒲州成为京师锁钥,与陕、郑、汴、怀、绛并称六大雄城。唐开元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定为中都;开元十二年,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升蒲州河东郡为上辅。《隋书·食货志》中记:“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由此可见蒲州城地理位置之重要。

蒲津渡上的浮桥,是连接晋秦、直通长安的水上交通枢纽,始建于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由武安君白起为攻汾城所建。

唐代以前,蒲津渡的浮桥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桥墩,用竹索连接舟船,既不安全又受车马重负,屡修屡毁。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任命中书令张说主持,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全新改造,使其成为稳固的永久性大桥。《方舆汇编·职方典》对这次大规模重建,作了具体描述:“唐开元十二年(724)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岸以为舟梁。”



唐代文学名士阎伯玙作《蒲津桥赋》赞:“壮三辅之雄极,非魏国其伊耶?总魏之繁隘,非斯桥而其他……远而望之,势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莱之横海岛。虚其内则用当于无,疏其间则屈而且抱。凭险作固,夹咽喉之重关,用否而通,连秦晋之长道。”

蒲津桥无疑是古代桥梁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而其匠心独运,最为人称道的,则是牵拉铁索的八尊铁牛。《永济县志·开元铁牛铭》,记下了铁牛的莫大功绩:“桥如长虹,笮如游龙,缆之维之,如砥如墉。将使元鱼失其怒,阳侯敛其雄,属非斯牛之力,而又谁主其庸哉?”铁牛从唐开元铸成到金末被元兵所毁,共负铁索五百余年。牛保桥固,桥因牛名。对此,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论断:“浮桥地锚中,以蒲津桥铁牛锚最为著名。”

北宋嘉祐八年(1064),大雨不止,河水暴涨,铁牛没入河中,浮桥损毁。正定和尚怀丙,运用浮力原理打捞出铁牛,修复浮桥。延至元代,浮桥又毁于兵燹,只剩下铁牛茕茕孑立,望河兴叹。再后来,因黄河改道西移,蒲津渡彻底废弃,铁牛又被埋入河滩。诚所谓,铁牛成也蒲津渡,败也蒲津渡。



蒲津渡开元铁牛亦称“镇河铁牛”,河右四牛头西尾东,面河而卧,牛角挺立,双眼圆睁,气势磅礴,威武雄健。其身后有一道曲拱形防洪石堤,堤基下遍布成排成行的柏木桩,垒砌的石条间以束腰铁锭固定,又以米浆白灰泥黏合缝隙,十分牢固。

距石堤不远,即是蒲州故城西门。由坚固的石堤拱卫城池,又以铁牛为先锋,震慑河怪。这种虚虚实实、既务实又膜拜神灵的奇思妙想,堪称“中国智慧”。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如今,大禹与铁牛俱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但其留下的精神力量与美好愿望,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已变成了无数利在当代,功垂千秋,令世界瞩目的现代化综合治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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