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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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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9 11: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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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山西永济市城西15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4尊,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

1989年8月,蒲津渡遗址挖掘出土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等。铁牛两眼圆睁,形象逼真,牛尾均有横轴一根,用于连接桥索,每头牛旁边均有一人作牵引状,四牛四人形态、表情各异,均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白燕培

蒲津桥及铁牛、铁人的建造年代

现在能查到的最早对蒲津桥修造的记载是:“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由此可见,蒲津桥始建年代应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

有学者根据宋代陈传良《陈氏春秋后传》来推测蒲津桥的始建年代,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后魏时有修造记载:“有蒲津关,后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造浮桥。”到了唐代,开始铸造铁牛、铁人,有史为证:“大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并前后铁柱十六。”

因此,蒲津桥始建年代应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唐开元铁牛、铁人的铸造时间应为大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唐开元铁人概述

1989年,在永济市古蒲津渡遗址出土的4尊铁人,造型生动、逼真,艺术表现力强,各个铁人的表情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分别代表着4个不同民族。

以一、二、三、四号相称:一号铁人铸于西北方位,鼻头硕大,鼻梁隆起,鼻翼上部尖细,头上戴圆形缀顶小帽,身着轻盈长袍,应为维吾尔族人。

二号铁人铸于东北方位,脸方眉粗,神态彪悍,头戴束帽,手提于胸前,若似牵缰勒马状,其神情、衣着更接近蒙古族形象,当属于蒙古族牧民无疑。

三号铁人铸于西南方位,目光深邃,皮质浑厚,头戴一顶缀耳帽,身着一件藏袍,左臂套于袖内,右臂套衣袒露于袖外,应属于藏族人。

四号铁人铸于东南方位,面孔慈祥端庄,神态文静,头戴前低后高的“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的唐服装,曲肘双手握拳状,习惯地放于右胸部旁,看服饰、观形貌,属于汉民族容貌,应为汉族人。

唐开元铁人、铁牛铸造缘由及其功能

开元十二年铸铁牛,以系浮桥。北宋嘉祐八年,河水暴涨,铁牛没入河中,正定和尚怀丙,用浮力原理捞出铁牛,修复浮桥,至元代毁坏无存。

唐代以前蒲津渡的桥都是临时性浮桥,没有桥墩,用竹索连接,难承车马重负,安全性差。

唐代以来,由于蒲州一带经济的发展,蒲津渡的交通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原来的竹索连接的蒲津桥越来越不能适应当时经济的发展。为此,唐玄宗发动文武官员出谋划策,最后决定将连舟竹索改为铁索、加固石堤、铸铁牛为索桩。可见,铁牛在加固蒲津桥的河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史书记载:“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由此可见,铁牛、铁人应该各8个,现有4个铁人、4个铁牛已经打捞上来,其余的还在黄河里。

铁牛的功能有两点:首先,铁牛作为蒲津桥“地锚”的一部分,与铁人、铁板、铁山、铁柱等共同组成一个坚固完整的地锚系统,具有加固蒲津桥的作用,使桥的稳定性更好、更结实。

其次,《易经》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铸铁牛置于河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寓意为镇水安澜、造福人民。镇河铁牛,是我国历代王朝为防御洪涝灾害沿河铸造,起着镇河、标示水位、示警等作用。

唐开元铁牛置于黄河两岸,对拽铁索,作为河桥的地锚,加固河堤,提高蒲津桥的稳定性,亦起到镇河治水之策。正如千余年来,秦晋大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所唱:“站在城楼用目观,八个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

唐开元铁牛及铁人的文物价值

(一)为研究唐代冶金铸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唐代铸造的金属用具,有生铁、熟铁、铜、铝、金、银等制品,制造过程和方法精密。唐代甚至掌握了合铸金银的方法。比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飺王府旧址共出土唐代金银器皿270件,包括碗、盘、碟、壶、罐、锅等各种类型的器物。

唐代以后,我国就能够铸造大型铸件,除开元铁牛、铁人外,唐代还曾铸造过高达35米的巨大铜柱“天枢”。除此之外,河北易县张格庄出土的唐代铁镰、铁锄等和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出土的唐代铁锹、锄、锯、斧等铁制生产工具,无不显示出唐代金属铸造技术的成就。

唐开元铁人、铁牛对研究唐代的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在西方,如地中海周围一些地区,公元14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这比唐开元十二年应用铸铁造铁牛、铁人和铁索晚了676年。

经考证,铁牛和改造蒲津桥这一浩大工程,共用铁、锡达90余万公斤,占当时铁、锡年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人、铁牛是唐代泥范、铁范、熔模三大铸造技术融合的集中体现,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为研究唐代冶金铸造水平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二)为研究各民族服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蒲津桥铁牛旁的4个铁人分别代表不同民族,他们神态各异、服饰不同,这些差异性,为各民族的民族史以及人类学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唐代人通常着袍,一号维吾尔族铁人和三号藏族铁人都穿袍子,可见袍子应为大唐时期的流行服饰。另外,从帽子装饰来看,4尊铁人都不尽相同:一号维吾尔族人戴“圆形缀顶小帽”;二号蒙古族人戴“束帽”;三号藏族人戴“缀耳”帽;四号汉族人着“相公”帽。这种差异性,不仅对唐代不同民族帽饰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还弥补了文献中关于唐代帽饰记载的空白。

除此之外,谈到四号铁人,她是汉族,而且是一名女性形象,她的衣服领子是西装领,衣服的后面还是燕尾服。这种西装领服饰,一方面借鉴了欧洲西装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应该与唐代妇女的着衣习惯有关:唐代妇女有袒胸之习,中唐以后,尤为常见,可能受天竺文化影响所致。可见唐代妇女西装领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

燕尾服与西装领融入唐代四号女铁人身上,体现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4尊铁人的出土,一方面为研究唐代各民族服饰提供了实物资料,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三)为研究唐代民族政策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比较灵活、友好的政策,主要有羁縻制度、和亲以及茶马互市。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唐代通过设置羁縻府州、起用少数民族首领等,管理本民族人民的内部事务,较好地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内地与边疆的联系,使各民族相互交流、互相融合,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和亲,搭起民族融合的大桥,沟通中央与地方民族首领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茶马互市,开放边塞关卡,打开国门,搞活边疆民族地区与境外、国外的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出土的4尊铁人代表了这4个不同的民族,而且他们都在用力、使劲,象征着各民族团结、和睦共处、共同建设大唐的凝聚力。

4尊铁人服饰各异,分别代表了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和汉族,他们造型生动,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和外观形态,对研究唐代的服饰及民族政策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唐开元铁牛、铁人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的冶金铸造水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4组铁人、铁牛在黄河里,具体是什么民族?穿着服饰又是什么样的?是否跟现出土的这些一样或相似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掘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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