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女书】苏风屏(散文)| 小村的历史与“女人房”有关

潘金麟

        第一次听说“女人房”，是在小村的老院子里。

       那是2014年初春的一天，老院子里一片废墟，房子没了，树木没了，满院破砖碎瓦，还有经年的烟火味，浓浓淡淡，在尘埃里缠绕。

       那一刻，我的思绪也缠绕在小院的记忆里走不出。曾经住过的房屋、睡过的土炕、贴过窗花的门窗、做过饭的灶台，等等，都已不存在，就像树木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也一下子失去了生长的根，失落感重重袭来，如这满院尘烟缠绕，让我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哥来了，一脸兴奋，讲着推土机推房挖树掀瓦铲砖的“壮举”，临了又说一句：村里的“女人房”快完了。

      “女人房？”我当下一愣。

      “女人房”你不知道呀？！哥一只手在空中一划：满村的簸箕房都是，女人们盖的，还有咱妈的功劳呢！

       我眼前迷茫一片，透过飞扬的尘雾，企图找到答案。

      但是哥却讲不出更多关于“女人房”的故事，他大咧咧一笑，说了一句：这都是历史了，老古董了。除了村里几个上年纪的人，没几个人知道！

       其实，在我心里，早就想写一写小村的人们、小村的历史、小村的发展和变迁。当然了，小村里的老年人，就是我的重点采访对象。我曾将这一计划说给父亲听，当时因中风已行动不便的父亲非常赞成，还抖抖索索地写出几个人名。我知道，这几个人在村里堪称“能人”，不敢说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但有关小村的历史他们都能说出个所以然。

       记得当时父亲还提醒我，有想法及早动手干，村里了解小村历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我也有这个紧迫感，但生活工作中的七事八事好像永远大于这件事。直到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在箱子里发现一个笔记本，翻开看，上面记着家里的一些事情。比如，老大哪一年建的房子，老二哪一年规划的院子，老三的院子哪一年与邻居置换等等。往后翻，后面的笔迹已难辨认，一看就知道是父亲病后所写，文字不多，笔迹时粗时细，有些字不是少一撇就是多一横，从中能看出父亲的挣扎和努力。经过仔细辨认，我还是读出了一些字眼，如盐池、拉硝、窑洞、下马水库等，甚至还有昔阳、大寨、小工厂、小农场，艰难的识别辨认中，我终于明白，这一笔一画的点点滴滴中，不但记录着父亲的一生，也有小村发展的痕迹。

      我不知道病中的父亲是怎样一笔一画艰难地书写，但我能想象到，沉浸在回忆中的父亲一定有过激情澎湃，也有过痛心和伤感。父亲倾诉的愿望就隐藏在字里行间。

      父亲字里行间的“努力和挣扎”再次提醒了我，“村史”的写作计划不能再拖延了。

      小村位于城北二十里处，属盐湖区北相镇所辖，村名王桐新庄。顾名思义，新庄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老庄。老庄在哪里？村史与其有无关系？村史应该从哪里入笔？可以说，“女人房”的线索给了我灵感。

      我有一个舅舅，名叫彦彪，曾当过多年的村干部，今年已经80岁了，依然耳聪目明，而且能写会算。据说多年前他就张罗着整理村史。

      彦彪舅和我们不是一个村，但他所在的南相西庄与我们王桐新庄关系密切。

      我们村人管南相西庄叫“北头”。在北头，我见到了彦彪舅，听了我的想法，他没有丝毫的讶异，笑眯眯地、非常爽快地领我到他的正屋，指着一张桌子说：都在抽屉里。

      抽屉被一把铁锁锁着，锁已生锈。彦彪舅在墙窑窝炕旮旯（炕角角）翻腾了半天，没有找见钥匙，便找来一把斧子，很果断地说，砸了它！

      铁锁砸开，一个厚厚的本子映入眼帘；翻开看，近百页稿纸，蝇头小楷，字字规整，笔迹清晰。可见，彦彪舅整理记录这一本子的内容一定花了很多工夫，从微微发黄的纸页上，从一笔一画间，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他实际年龄不匹配的火热和激情。

      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父亲的笔记本。难道是巧合吗？河南遭灾，逃难山西，重建家园……有过相同经历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段历史告知后人。如果说父亲关键词式的零星记录催促了我的行动，那么彦彪舅这本完整详尽的记录则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方向。依照这个方向，我找到了“女人房”的根脉，也找到了小村的起源。

   

      翻阅一页页发黄的稿纸，我看到这样的记录：

      南相滩，是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转移的集居农民村庄，大部分为河南温县人，只因在河南遭了三大灾害，也谓之“三灾”，即水灾、虫灾、兵灾。所谓水灾，就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黄河灾难；所谓虫灾，就是在遭黄河灾害之后，蝗虫滋生，铺天盖地，不见日月，田禾根枝带叶全部吃净，真是五谷不生，民生难存；所谓兵灾，就是在遭水灾、虫灾之后，大部分劳动人民没吃没喝没穿戴，再加上日军侵略中国，在当地烧杀掳掠，国民党和日军的拉锯战，激起了土匪、饷马、杂牌军诞生，他们三五成群或是一队几十人，到处要粮要草，烧杀抢劫，奸淫民女，抓壮丁，无恶不作，整个温县大地被折腾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广大民众根本无法过活，吃糠、咽菜，吃树皮挖草根，最后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了，到处死人，尸骨遍野。在这样窘困的情况下，还有一口气的难民，只得忍着痛苦，背井离乡，四分五散，各奔西东，要吃讨饭，开始了逃荒求命……

       彦彪舅的记录，让小村的过往如画面一样展现在眼前。

       1937年到1943年，河南重灾侵害，民众流离失所，饿死无数，有一首民谣足以说明——

       河南的地河南的天，河南的老百姓苦无边。

       旱三年又涝三年，一连六年不收田。

       盼着地里青苗好，来了群蝗虫又啃干。

       连旱带涝贱了年，蚂蚱过来吃人年。

      人吃人来犬吃犬，饿得老鼠啃焦砖。

       高粱米一斗六吊五，小米一斗八吊三。

       线串黑豆大街卖，河里水草上秤卖。

       头等人家卖骡马，二等人家卖庄田。

       小户人家没啥卖，拆卖人口过贱年。

       半大小子三碗米，姑娘只值两鸡蛋。

        ……

      为逃活命，父辈们过河翻山一路要饭，从河南来到山西，落户在运城城北二十余里一个叫南相滩的地方，逃荒而来、沾亲带故的河南老乡聚集于此，互相帮衬搭起一间间草房便安下家。



      说起当年的穷困潦倒，有一个歇后语足以说明：南相滩人用砖砸死人——不偿命。破解这则歇后语很简单，看看南相滩的家当便明白。因为穷透了的南相滩根本找不到一半块砖，全是草房，进门是四土：土墙、土地、土炕、土台子。所以，有外村人常常这样笑话南相滩——

       南相滩，河南担，

       喝苦水，吃糠团；

       有儿不娶相滩女，

       有女不嫁相滩男。

      穷日子穷过，河南人天生乐观好强，抱成团建设自个的小家园。到1956年分社的时候，南相滩已有56户，267口人，1365亩地，40余头牲口，因着吃苦耐劳在当地小有名气，也有了自己的村名“南相堡”。

      但这样的日子没能长久。1958年5月起，连绵不断的阴雨使下马水库决口，洪水泛滥，威胁着邻近几个村子，南相堡就在其中。7月16日，洪水汹涌而来，南相堡青壮年组成的抢险队30余人全员上阵，挖土填方增高河堰，企图堵住洪水。然而，河堰增高的速度快不过水位上升的速度，防洪坝还是决了口，丈余深的洪水顺河坝决口汹涌而下，冲进了村子，冲进了院子，土坯草屋一间间倒塌，不到两个钟头，整个南相堡成了一滩平。

       南相滩真正成了汪洋滩，恓恓惶惶的村民编了这样的顺口溜——

       洪水咆哮似虎狼，相滩瞬间变汪洋。

       人哭马叫禽奔逃，哀嚎声声心凄凉。

       上有大雨下有水，房屋倒塌一滩平。

       人无衣食畜没草，无处可居外村躺。

河南遭灾逃山西，山西遭灾哪里藏？



      哪里藏？哪里是我家？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为东迁，搬到南相堡东的火神庙；一为南迁，搬到南相堡南的王桐村。东迁的乡亲们愿望很朴素：祈求神灵保佑，不再为灾难流离。南迁的乡亲们愿望更简单：南边地势高，再不怕被水淹！南迁的乡亲有39户180口人，这其中就有我的父母亲。父亲挑的担子里，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我一岁多的大姐。

      这场洪水，将河南人相依相聚20年的南相堡分成了两个村，南相西庄和王桐新庄。我的小村王桐新庄由此诞生。

     灾后第一件事就是建设家园。关于建房，两个河南庄都立下村规：集体建筑，统一规划，共同建造；一律排房，门前巷宽五尺，每排三户，每户一面三间房子；一面房子两伙山梁，如有先卖或先拆者，伙梁不准动，归于后者；房屋保一年，如在一年内发生破漏损坏，均由集体负责维修……

      规矩立下了，但盖房子却没有劳力，因为青壮年男劳力全到下马水库修大坝了。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时候，村里的女人们上阵了，抓起泥瓦刀干起工匠活，和泥抹灰，递砖垒瓦，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从1958年8月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8个月时间，建起了百余间簸箕房三道巷，东西方向，巷道统一，样式统一，一排排簸箕房“屁股顶屁股腰连腰”（小村人语），成了一道很特别的风景。当时还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

       大协作调走精兵强将，

       杨宗保炼钢远征。

       重点建设车水马龙，

       守空城老弱残兵。

       女人们能顶半边天，

       个个都是穆桂英。

     女人们虽然被划到了“老弱病残”里，但女人们并不示弱，一层麦秸一层泥，齐心协力建起了一排排簸箕房。这就是“女人房”的来历。当年22岁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簸箕房成了小村的标志，簸箕房里繁衍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村人富裕的标志首先是建新房。尤其是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出台后，拆旧建新的热潮更是如火如荼，当年建排房的“村规”也没人提起，别说几个伙梁，整面房都用推土机推了，旧砖旧瓦旧椽谁稀罕？青砖楼房拔地而起，仅留的几面簸箕房竟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今天，随着北部高新区的确立，村里的土地已被规划为工业园，厂房林立，机声隆隆，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涌入。回到村子里，能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能听到天南地北的口音，我不由心生疑窦，犹如身处他乡异地：这是我的老家吗？

      小村里已没有我曾经生活的痕迹，但是，我的梦里总会出现小村的影子，有小村里那一排排撅屁股的簸箕房，有小村里一个个满嘴河南腔的左邻右舍，还有小村里一个个风情万种的节气……

      是自己过于守旧吗，抑或是传统思想严重？我也明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一些传统的生活印记也在慢慢消失。这是客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就像小村的“女人房”，最终也会消失殆尽，片瓦不留，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比一座高、一家比一家漂亮的瓦房楼房甚至还有别墅。这说明我的小村富裕了，乡亲们已经步入了小康，但我还会怀念那撅屁股的“女人房”，土墙土院，虽然笨拙，却很厚实，就像脚下的土地。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走出小村的我，始终走不出乡音，走不出父辈的影响，始终忘不了小村里一个个有趣的年节习俗，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小村民俗的挖掘整理中。于是，便有了一次次回忆式的体验，有了一篇篇体验式的民俗记录。

      小村于我不再陌生，“女人房”频频在梦里出现，节事、农事、红白事，年节烟火中，一个个远亲近邻迤逦而来……

                                                                                  （《故乡三事》自序）

苏风屏　1968 年出生，大学学历，就职于运城市文联，出版系列副编审。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多年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在《传媒》《散文选刊》《山西文学》《火花》《山西晚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河东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专业论文百万余字。曾担任运城电视台《人生访谈》栏目编导，执行主编的《人生访谈》一书由山西出版集团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纪实文学《民情日志》列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运城日报》文化版连载。民俗文化散文《故乡三事》由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