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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安邑话读音演变有源头,听后不懂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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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5 10:1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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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音。”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各地的语言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拿汉语来说,大而化之地分就有十大方言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晋语、平话、徽语。拿山西话来说,它是学界公认的北方最为复杂难懂的方言之一,不仅有入声的晋语和没有入声的河东方言(北方官话汾河片)有很大差别,就是同属河东方言区的临汾、运城两市各县、区之间,方言口语也有明显的差别。甚至于在一个县、区范围内部,各乡镇之间人们的口语词汇、语言习惯也不完全一样。

笔者家在盐湖区,历史上是老安邑县。老安邑县方圆不过百十里,然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里到乡下,人们的口语习惯、词汇、语音也有不少差异。只是它还没有达到影响相互交流的程度,所以人们习焉不察,感觉不很明显。

笔者村子在县东,舅家在县西,两村直线距离不过三十里。小时候逢年过节走舅家,言谈之中发现舅家的人对“舅”字的读音就和我们不同。今天北京话“舅”字读作“jiù”,是个去声字。县东话和北京话差不多,只是把不送气声母j变作送气的q(这是河东方言一个共同特点),仍读去声“qiù”。但是舅家人则不一样,他们将“舅”字读作了上声“qiǔ”。譬如我们呼作“大舅qiù”“三舅qiù”,他们则呼作“大舅qiǔ”“三舅qiǔ”。当时很觉诧异,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读了音韵方面的书,才知道“舅”字读作上声“qiǔ”,保留的是汉语更早的读音。原来,在《广韵》中“舅”是个群纽有韵上声字,注音作“其九切”,反切下字“九”是上声。按照反切的一般规律,“上字定声,下字定韵和调”,“舅”应当读作上声“qiǔ”。但它的反切上字“其”为群母字,属全浊声母。到了北宋以下河东、河南、关中语音发生了“浊上变去”的变化,根据这一语音规则,只要反切上字是全浊声母,被切的字就一律由上声改读作去声。因此,北方话中“舅”字后来就不再读上声,而变作了去声,而“浊上变去”也就成为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重要规律。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读的“qiù”,是宋元以下的读音,而舅家人所读“qiǔ”则是保留了宋元以前的古音。

有一个表禁止的词,县东和县西也有明显差别。我们县东人说“不要”,县西人则多说“包baō”,好像是把“不要”两个字拼读在了一起。如我们说“不要走”“不要哭”“不要笑”;县西人则多说“包走”“包哭”“包笑”(关中人也这样说)等等。后来我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这才发现,所谓“包”其实就是古汉语中表禁止的副词“莫mō”,“包走”就是“莫走”,“包哭”就是“莫哭”,“包笑”就是“莫笑”。而“包baō”这个音是由“莫”字的古读音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厦门话仍然这样念。至于为什么,那是由于“莫”在上古是个明部铎韵入声字。但明母并不是单一的鼻音m,而是带有同部位的塞音b,读作mb,因此“莫”字上古音读mbak。后来mb分化成m、b两个声母,入声消失,韵母a也发生变化,于是“莫”字就有了mo和bao两个读音。再后来人们弄不清“bao”的本字,便创造了合体字“嫑”来表示它,如同“不用”写作“甭”一样。但这是个俗字,仅是部分人的“约定俗成”(有辞书将它注音为biao),它的本字其实还是“莫”。因此,安邑县西人和陕西人口语中的“包bao”,是保留了“莫”字的古音,至于口语词“不要”,作为双音节词则是后来才出现的。

再譬如,我的祖母娘家在县城附近,属于县南;二祖母的娘家则是在县北的坡上,两村相距也不到三十里地。但在两位老先后(妯娌)的口语中,有些字读音也不一样。记得小时候听见她们常常用“闻早”这个词。如说“你闻早不要去,去了也见不到人”等等。“闻早”是“趁早”的意思,这个词今天北京话里没有,而元明杂剧中却有大量使用。奇怪的是,祖母口语中的“闻早”呼作“vén早”,二祖母口语中的“闻早”却是“mén早”。虽然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交流,但为什么同一个“闻”字,一人读“vén”,一人读“mén”呢?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口语保留的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闻”字的读音。“闻”字本是个明母文韵平声字,在唐五代以前,明母都读重唇音m,故“闻”读如“mén”。大约到了北宋以后,从重唇音中又析出了轻唇音v,所以“闻”又读作“vén”。到了明清以下由于受阿尔泰语影响,在一些北方话中v又演化成零声母,于是“闻”字又读wén,这就是今天北京话的读音。1956年以后全国推行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将轻唇音v合并为零声母,于是“闻wén”就成为标准读音。所以,二祖母的“闻mén”,是保留了唐宋以前的读音,祖母的“闻vén”则是唐宋以下的读音,它们都是现在北京话“闻wén”之前的古读音。

笔者的姨妈家在运城郊区,算是安邑县的西部。小时候常常觉得表哥说话发音和我们县东人不一样。最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他把“儿”字念作“日rí”,如说“老鼠孵(读蒲pú)儿(日rí)来——一窝不胜一窝”。我们安邑人是把“日头(太阳)”唤作“儿(èr)头”的,但对为什么能倒过来把“儿”字读作“日rí”,我仍不理解。后来才发现这个读音有讲究,是古音,并且是于典有据的。《广韵》“儿”属日部支韵平声字,往上溯“日母归泥”,所以“儿”字上古音读如“倪ní”音,至今江浙语仍呼“儿子”为“倪子”。到了中古音时代,《广韵》“儿,汝移切”,反切上字是“汝”,声母为“日r”,故“儿”读作“日rí”。《元杂剧注·释音》:“蕤,儿追切”,“蕤”读rǔi,“儿”的声母仍然读r。这说明金元以前,“儿”字是读作“日rí”的。只是到了明清以下,“儿”才有了ér的读音。所以,我们县东人的读音和官话一致,而表哥的口语音,保留的应该是隋唐至宋元时期的读音。

运城城里人说话和四乡人也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别是他们常常把zh、ch、sh念作z、c、s;把“是不是”说成“寺不寺”,把“火车站”说成“火车赞”,等等。这种差别往往还会变成“语言歧视”。

记得读中学时候,有乡下学生学城里人说“寺不寺”“火车赞”,家长就说他“撇洋腔”;而听到乡下学生把“我们”说成“我底”,把“你们”说成“你底”,把“他们”说成“他底”,城里同学就又会笑话他“土气”“和日本人一样”。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而已。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侯精一先生和澳大利亚学者合作搞汉语方言地图,专程来运城考察方言。由于此前我在他主编的《中国语文》上发过两篇小文章,算是与先生有过交集,得到消息我赶去看望他。先生问我:“运城话‘桌子’怎么念?”我说:“侯先生,您是不是在问运城话名词有没有‘子尾’?”先生回答:“是。”我说:“地道的运城话,名词后面一般不带子尾,只是把韵母拖长,桌子念bfo:,椅子念ni:,果子念guo:,瞎子念ha:,凳子念deng:,等等。”侯先生说:“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问过这里(招待所)的几位老年人,他们都是说桌子是念‘bfo子’,椅子是念‘ni子’,后面都加‘子尾’的。”我说:“运城城里五方杂处,不少人是从河南、山东迁移过来的,他们说的已经不是地道的运城话了。我是乡里人,乡里人说话是不带‘子尾’的。”侯先生高兴地说:“幸好我们见了面,不然还真要搞错了的。”当然,城里人口语中名词加“子尾”的也不是全部,而在乡村人口语中名词不加“子尾”则几乎是百分之百。不加“子尾”保留的是古汉语词单音节的特点。这也是安邑话城乡之间的细微差别。

此外,安邑人对一些古词语的使用似乎还有地域的分工。譬如表示“给予”义,县西和县东人除了都用“给gèi”外,还各自使用不一样的古词语,差别很明显。县西人喜欢用“与yū”“归gùi”,县东人则喜欢用“贻yī”。“与”在古汉语里是“给与”的意思。如《论语·雍也》:“与之粟九百,辞。”《孟子·离娄下》:“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县西人也这样用,如说“大姑与他说了个媳妇”“姨妈与过她一个银项圈”,等等。“归”的本字是“馈kùi”,“馈”的本义是“进食于人”。《周礼·天官·膳人》注:“进物于尊者曰馈”,后引申为“馈送”“馈赠(礼物)”。《论语·阳货》:“归孔子豚。”《经典释文》:“(归)郑本作馈,鲁读为归。”县西人呼“馈”为“归”和鲁国人一样,但意义更接近于一般的“给”。

如说“把东西归了人家事情就了了”“那天他归了我十块钱”。县东人几乎不用“与”和“归”,他们常用的是“贻yī”,也很古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就有这个字;成语“贻笑大方”“贻人口实”用的也是这个字。县东人口语“这闺女从小就贻了人,姓的是干爹的姓”“你把那张字据贻我,我找他去说”,等等。“与”“馈”和“贻”都是“给”的同义词,也都是十分古老的先秦词语。这些词语,都保留在安邑人口语中,并且在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使用时好像还有“分工”,这几乎是个奇迹!

还有,与县东、县西、县北的人不同,池南(盐池南岸,靠近中条山)的人,口语有一个特殊的副词“相xiàng”,常常加在形容词和副词前面,用来强化赞美或贬斥(人或事物)的力度,大体相当于我们县东人口语中的“可”。如县东人说“可好着来”“可美来”“可脏着来”等等,池南人则说“相好着哩”,“相美着哩”,“相日脏着来”(毗邻的平陆县也这样说)等等。尤其是他们在说话时,故意把“相”字声调拉得很长,听起来颇有一点“吟诵”的味道。关于它的本字我没有仔细考证,猜想它大概就是“相”字,或许就是“相当”(表示程度高)一词的早期说法,只是读音作去声“相xiàng”,与“相xiāng当”又小有不同。

老安邑话内部细微的差别还有很多。造成差别的原因,与各方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及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关系。一般来说,运城、安邑两城交通发达,人口密集,五方杂处,来往频繁,人们口语受官话和外地方言影响较大,保留古语的成分相对较少。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人员流动不多,受外来语言的冲击较少,故保留古语的成分较多。

上面举的例子,都是笔者小时候所听到的。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教育得到了极大普及,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传媒又是空前的发达,人们从小受的是正规普通话的熏陶。


所以到了今天,许多40岁以下的安邑人可能已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很地道的老安邑话了,我们做方言研究,多少也带有点“考古”的味道了。


当然,“考古”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遗产,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借鉴。兹事体大,非三言五语可以说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王雪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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