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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史话安邑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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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8 09:1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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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安邑葡萄酒

历史上的安邑县,地处北纬34°~35°,土厚含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葡萄栽植。汉武帝时张骞西域归来,曾寓居河东,故其自中亚引进的葡萄、石榴、苜蓿等作物品种,当时在安邑即有大量种植。持续两千余年,直至清末,石榴和葡萄都还是安邑县的名产,当然也是向朝廷贡赋的名品。对此明清史志亦有记载。

如《大清一统志》“解州直隶州·土产”:“葡萄,安邑县出。海(石)榴,《通志》:出安邑者佳。”乾隆版《安邑县志·物产》载:“葡萄,县北诸村多有之。土人种葡萄如种田,架不及肩,青虬元珠,应接不暇。惟杜村近杜康祠者尤佳,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
史话安邑葡萄酒

□王雪樵

随着葡萄的引进,葡萄酒很早也进入了中原。然而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后,酿酒工艺基本失传。直到隋唐之际,嗜饮葡萄酒的粟特人自西域大批内迁,尤其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进军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将酿造工艺和工匠带回长安,葡萄酒在中原才大行其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为社会各界竞相追求的一种时尚。


长安、洛阳、太原都有许多“胡姬”专营的酒家,河中府更成为全国重要的葡萄酒酿造营销中心。安邑生产的葡萄则为之提供了充裕的酿造原料。诗人刘禹锡《葡萄歌》:“有客汾阴至,临堂瞠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诗中虽然讲的是“汾阴(今万荣)客”,但由此亦不难想见蒲州、安邑一带种植葡萄以及酿酒的盛况。

宋金元时期,安邑一直是中原重要的葡萄生产基地。葡萄产品销行京师及北方各地,葡萄酒亦有制作。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河东葡萄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开封)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清《山西通志》载有宋人王孚《安邑饮葡萄酒》诗,曰:“凤含翠蔓舞苍虬,露湿骊珠拂素秋。酿酒尽堪留客醉,比来何必问凉州。”

公元1242年,农历壬寅年(南宋理宗淳祐二年),元太宗窝阔台去世,那玛真后称制。安邑长春观道士宁志荣、马志全上奏,自愿将七十亩葡萄园捐献给朝廷,用以提供“御用果木”。朝廷下旨准奏,责令长春观负责看守好果园。从此,安邑的葡萄成为了元朝皇帝筵席前的美味佳什。

公元1252年,元宪宗蒙哥即位第二年,长春观以李志玉为首的11名道人,再次联名上奏,请求朝廷明令对葡萄园予以保护,以免除外界袭扰


于是蒙哥颁发了《葡萄园宣谕》的圣旨,除了再次要求李志玉等人“务要在意看守,精勤起架,勿令怠惰荒废有误御用果木”外,还明令“随处达鲁花赤、管民官员人等,照依钦奉皇帝御宝圣旨”“地税、商税、铺马都休与者”“如有违犯之人,具姓名申来以依故违圣旨治罪施行”,李志玉等将圣旨刻碑立于长春观内,以为护身符。

《葡萄园宣谕》不仅给了长春观七十亩葡萄园特别的保护和优待,而且对安邑峨眉岭一带杜村、石碑庄、寺家卓、陶村、王范庄、中陈诸村的葡萄种植以及恃之为业的大批果农给予了庇护,从而使得当地的葡萄产业在有元一代得到迅猛的发展。

安邑长春观的贡品最初以葡萄鲜果和葡萄干为主。后得悉蒙古皇帝、官员以及色目人都喜欢饮葡萄酒,于是开始实验酿造葡萄酒,时间大约在1253年至1260年间。不久官府还在陶村镇设立了监司,专门负责督进事务,按照规定,将贡品先送往平阳路道录院,然后转送京师长春宫呈献给朝廷。

安邑葡萄干和葡萄酒的贡赋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与哈喇火州、西番、太原并列成为全国四大葡萄酒生产基地。其间,虽有元世祖中统二年、元成宗元贞二年,两次下旨“赦平阳路安邑县葡萄酒自今毋贡”。但这并没有妨碍安邑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由于蒙古人、色目人嗜饮,社会引为时尚,需求量很大,市场广阔,供不应求,安邑的葡萄酒一直活跃于京城市肆及达官贵人的筵席上,甚至还因“止贡”反而名声大噪,扩大了销路。

在此期间安邑葡萄酒酿造工艺也在不断改进。如上所述,隋唐以下葡萄酒虽在中原大行其道,然酿造工艺并没有普及,仍属西域人的专利。故直到宋金时期,安邑人还不会用新法酿造葡萄酒。


金末元好问《蒲桃酒赋序》说:“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不知人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用酿造米酒的方法酿制葡萄酒,品质当然敌不过原产地西域所产。

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载:“(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今青海、甘肃)者,有哈喇火(今新疆吐鲁番)者,有平阳(安邑)、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喇火者田地酒最佳。”不过安邑人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坚持反复试验,不断改进工艺,很快就掌握了西域哈喇火州的酿酒法,甚至还学会了哈喇火州用葡萄酒“蒸熬取露”提炼“哈喇吉”(烧酒)的工艺。

从而使得安邑葡萄酒产品质量逐步提升,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这里也体现了安邑人在事业上不断拼搏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正因如此,宋金元一百多年间,安邑葡萄酒业一步步臻于鼎盛。王赛时《山西酿酒史话》称赞说:“宋元时期,南抵安邑,北到大同,都能见到优质葡萄酒,远远超过了盛唐时代葡萄酒产业。尤其是安邑一带,葡萄酒逐日兴隆,大有雄冠河东之势。”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安邑葡萄酒仍然贡赋如仪。洪武六年,朱元璋读《后汉书》,由闵贡“不以口腹累安邑”之说引发感慨,说:“朕饮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令其勿进。


国家以养民为务,岂宜口腹累人哉!”《山西通志》《安邑县志》均认可此“太原葡萄酒”实系安邑所产,犹如元代“平阳路葡萄酒”实系安邑所产。

明清以下,安邑葡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达到最为繁盛时期。除葡萄干鲜果品畅销市场外,葡萄干还作为丝染颜料与葡萄酒一同行销全国。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西人及太原、平阳(安邑)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民国《安邑县志·物产略》:“青色葡萄,嵋岭一带杜村、王范庄、寺家卓、石碑庄诸村产出。二十年前尚有搭炉烧烤葡萄干者。”可见当地制作葡萄干外销一直沿袭至清末民初。

明洪武十四年,翰林学士王翰有《安邑饮葡萄酒》诗,曰:“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潋滟暖霞生。甘浆细挹红泉溜,浅抹轻浮绛雪明。

金剪玉钩新制法,紫驼银瓮旧豪名。

客愁万斛可消遣,一斗凉州换太平。”又撰有《葡萄酒赋》,假托“西域蔓硕生(葡萄)对言安邑主人”,回叙了葡萄源自西域大宛,蔓延蝉联于安邑的悠久历史;阐发了葡萄酒能“使棱峭者混沌,强暴者藏神,戕贼而机变者皆抱璞而含正”的品质。

到了清代,诗人郭书俊还有诗记述运城人饮葡萄酒的景况,曰:“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从而可知,安邑葡萄酒生产从宋元一直到清末,数百年间持久不衰。

进入民国时期,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安邑葡萄产业渐趋式微。民国廿三年版《安邑县志·物产略》:“葡萄酒,昔有今无。”“二十年前尚有搭炉烧烤葡萄干者,可作颜料,刷染绸缎,常有外客采购。近来西洋颜料畅销,外客不来,今无搭炉烧烤葡萄者。”“石碑庄及杜村、寺家卓之葡萄,颗大,色红紫而酱浓,则为染绸缎之必要品……乃邑人缺乏资本,更少世界眼光,致令着先鞭者垄断我之过剩,居为奇货,而我仅沾其余润。”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安邑(前属运城县,今属盐湖区)葡萄产业有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种植面积大大增加,葡萄品种也大大增多,产品加工业繁盛更是前所未有,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收入一项重要的来源。久负盛名的安邑葡萄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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