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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古人读书的背诵与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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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6 11: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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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书的背诵与抄写

读书是好事,但要得其法。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认为,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在今天还是具有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

古人的背诵能力让我们吃惊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的是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儿,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

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

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


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优于今天的人们。

司马光藏书万卷仍经常动手抄书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

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


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


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

此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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