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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孙芸苓:青春的总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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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20-8-10 11: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青春的总机室

□孙芸苓



《黄河晨报》改成《运城晚报》之后,需要更换记者证,我想找一张合适的红底标准照。于是,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标准照找到的同时,竟有意外收获,将一张我19岁时当电话员时的黑白照片给翻了出来。看着那张戴着耳机,摆拍的照片,照片上那台老电话总机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掠过。似乎又听到了清脆的电话铃声,思绪瞬间穿越到那个记载着我青春岁月的电话总机室里。

19岁那年,母亲所在的地区医院需要一个普通话好的电话员,母亲问待业在家的我是否愿意去。电话员这样的工作,我感觉很新鲜,因为在80年代初,普通人家大多还没有电话,于是,我欣然前往当时的地区医院总机室报到。

当时总机室有两位师傅,一个是杨师傅,北京人,40岁左右,白白胖胖的,说一口纯正的京腔。一个师傅姓王,王师傅一见面就爽朗地说:“别叫师傅,挺老气的,就叫我琳姐吧……”琳姐大我十多岁,她从小在新疆长大,性格豪爽、爱好广泛,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那时,医院的总机室在运城各大单位算是比较大的,有20多个分机插口,每个临床科室都有一个分机。为了让我尽快熟悉各科室的插口,琳姐把分机插口的挡板上贴上胶布,再用圆珠笔写上科室的名称,内科、妇科、外科、手术室等一目了然。这样,来了外线需要接哪个科室,我就能准确地找到并连接了,在师傅们的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工作。

听到电话铃声,拿起耳机:“喂,你好,运城地区医院,请问你要哪里?”

“给我接一下内科……” “好的,你稍等……”

等人家讲完了话,指示灯熄灭,就可以把外线还原。

那时我们有两个外线插头,如果两个外线都占了,为了不长期占线,我们需要中途听听对方讲完了没有,师傅说这叫“监听”。带上耳机,轻轻地推开中间的开关,双方说话的声音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刻意偷听别人的电话,但有时候为了不让一些冗长的电话占着外线耽误急诊,我们还是需要半路“监听”一下的,如果有煲电话粥的,我们会及时打断提醒他们尽快结束。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有种偷窥别人的感觉,后来老练了就坦然了。

电话总机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活,就是需要耐心守班,准确接听。我们几个三班倒,并轮流上夜班,那时我年轻,没什么事情,师傅们家里有事情,我就经常替她们上夜班。

我是个夜猫子,又是个书呆子,值夜班电话少,正好用来读书。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为我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段时间,正是我和他的初恋时节,那时几乎所有的心思都在那段纯真的感情上,羞涩、幸福、焦虑、等待、不安还有不解风情的彼此折磨。总之,那是一种略带苦涩的甜美,心情自然也被搞得很复杂,其实都是彼此不成熟的表现。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把沉沉的心事化成诗句,细细地记录在那个他送我的绿皮笔记本里,如今回想,在那样独处的夜晚却有种别样的美丽。

记得电话室里有张小床,是为了我们上夜班休息时用的。没有电话的时候,我斜靠在被子上,静静地看书或者想心事。为了书中跌宕起伏的爱情落泪,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等;艾青、徐志摩、歌德、泰戈尔的诗等几乎都是在那个电话室里读完的。

记得第二遍读《红楼梦》也是在电话室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将心事融进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爱情里,为黛玉的死悲伤落泪,为宝玉的出家伤感遗憾,然后借着情绪写点看似伤感的句子。

“从未打开的结/结着淡紫色的忧郁/难以表达的心事/伴着几多沥沥小雨……”笔记本里多是这样带着幽怨的诗句。

那是一段宁静而单纯的日子,也是一段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日子。初恋的甜美苦涩、辗转反侧,对未来的迷茫和失意,都似乎挂在心头、锁在眉头。如今想起来那时心头的点点落寞,真是一种青春无端的挥霍,似乎多了些奢侈与华美。

记得那时,为了工作,我能记住好多单位总机的电话,也熟悉他们的声音。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喂……”就知道是哪个单位来的电话。其中,我对当时的军分区总机几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印象很深。


他们是部队的总机,训练有素,普通话很标准,声音浑厚而有磁性:“你好,请问是运城地区医院吗?请给我接外科,谢谢!”经常互相接转电话,大家都熟悉了彼此的声音,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偶然夜深人静的时候,调皮的他们会在电话收线的时候说:“地区医院的总机,你的声音很好听啊!希望下次值班能遇到你!”我会客气地说:“谢谢,祝您好梦!”

后来,我和那几个小伙子里其中的一位还有过两面之缘。有一天晚上11点多,军分区的总机打来一个电话要接急诊室,说是一个人出了车祸,需要救护车。我赶紧通知急诊室,可是救护车刚出去了,我就问那人伤得严重吗?他说不知道,是帮别人传话的,他说放下电话去看看。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来到总机室,他说:“你好……”我就知道是军分区的总机,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他说,那人骑车在军分区门口被撞伤了腿,汽车跑了,身上也没带钱。他帮忙把伤者送到了急诊室,让我把伤者的自行车帮忙保管,他还得回去值班那。当时他向我借了50元钱,说是给伤者看病用,伤者身上没带钱,他出来匆忙也没带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有的钱借给了他。

不久,他打电话约我到单位门口见面,说要把钱还给我,我客气了几句还是去了,那毕竟是我当时一个多月的工资。在医院门口的一棵大树下,他穿着军装,高高酷酷地站在那里,我走了过去,彼此客气地握手,握手的瞬间我需要仰视才能看到他的脸。


如今想起来,那小伙大约有1米8的个头。我们聊了一会儿,说了各自的情况,他说他是东北人,很快就要复员了,他谢谢我借钱给他,还说我长得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后来,他在电话里和我告别,说要复原回东北,朦胧记得他告诉了我他的地址,我随手写在一个纸条上夹在一本书里,后来找不到了。



当年打长途不像如今这样方便,比较远的电话,需要几个总机中转。记得有一次,医院的领导打电话到新疆伊犁某单位找人,我得先接通太原的总机,太原的总机接西安的总机,西安的总机接通乌鲁木齐的总机,乌鲁木齐的总机再接伊犁的某单位,好不容易接通了,只听那个单位的门房说,你等着我去叫人……等的过程中,还需要保持电话的畅通,一会儿太原总机问,接通了吗?一会儿西安总机问讲完了吗,一会乌鲁木齐总机问人来了吗,我都得一一回答,让人家再等等。

那种等待感觉很漫长,我都能想象那门房的老人小跑的样子,还有电话要找的那人慌张奔跑的样子。好一会儿才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电话终于通上了,可是要紧的话还没说完,线断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急用电话给断线了。于是,再重复刚才的程序,好在这回知道接电话的人就在边上等着,不用门房再去叫了。


可往往遇到没有耐心的人,电话好不容易通了人却走了,白忙活半天。如今想起来,那可真是长途电话啊!感觉那条细细的线连着一个个像驿站一样的总机,像古老的烽火台一样神秘而遥远,虽说没有如今的手机来得快捷,但也别有一种意境。

后来我从琳姐的爱人杨老师处获悉报社招聘记者,并在他们夫妻的鼓励下报考并顺利通过,成了一名党报记者,一晃竟然过去了30多年……

一张旧照片,让我回想了好多。如今,已知天命的我看着照片上那个戴着耳机笑容灿然的女子,深感岁月的无情和时光的荏苒。此刻,再想起当年的电话室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就像这张旧照片,定格在我19岁的花季里,似乎渐渐淡远,又似乎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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