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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运城] 永济普救寺由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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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6 11:47: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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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救寺,在城东六里。唐时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 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

——《蒲州府志》卷之三,古迹

普救寺的初创年代,说法不一。据《蒲州府志》的说法,是五代时期,由来还颇具传奇性。郭威,李守贞,历史上也都是实有其人。发誓不滥杀一人,城才攻下,也颇像佛家故事,颇符合“普救众生”的佛家教义。只是这说法没有确证,经不起史藉的推敲。普救寺内有明代碑刻,说普救寺“创自隋唐”,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唐代一些佛家著作和诗文书藉,都提到了普救寺。唐代僧人道宣(596-667年),是佛教律宗创始人。他的律学学说,当时风靡了整个佛教界,在佛界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僧尼至今仍以道宣律学为行持楷则。他还是一位佛教史学家,文字能力也很强,著作就有220多卷。玄奘(即《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取经回来,在大雁塔慈恩寺翻译研究,他是长巡西明寺上座,也参加了玄奘译场,负责译文的文字润色。他有一部著作《续高僧传》,是佛家传记集,其卷二九《兴福篇》第九《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就是为普救寺的住持道积和尚作的传记。他是同时代人,又长期在终南山修行,终南山距蒲州一山之隔,对普救寺和道积不会是道听途说。玄奘就更有名了,是我国僧俗都知道的大唐圣僧。他长期居住大慈恩寺,唐时人们尊之为“慈恩寺三藏法师”。有一种佛家著作《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简称《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就记载的是三藏法师的生平事迹。其所记唐初以长巡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盛况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中卷六记载,贞观十九年(789年),在玄奘组织的译经人员中,证义大德有“蒲州普救寺沙门钟秦”,撰文大德有“蒲州普救寺沙门神宫”。沙门是佛教名词,是指出家修道的人。这里说到的钟秦、神宫,应该就是普救寺里的两个出家人。他们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被抽调或是借用到慈恩寺协助工作,一个搞理论研究(证义大德),一个搞文字修撰(撰文大德)。这说明在唐代初期,普救寺已经是有名的寺院了。道宣的著作和《慈恩寺传》都是佛家经典,这里的记载应是确证。

唐代诗文里,关于普救寺的记载就更多了。蒲州本藉诗人杨巨源,还作过蒲州府少尹,就是副长官吧,曾有诗一首,《同赵校书题普救寺》,收在《全唐诗》里:
    东门高处天, 一望几悠然。

    白浪过城下,  青山满寺前。

    尘光分驿道,  岚色到人烟。

    气象须文字,  逢君大雅篇。

蒲州人题咏蒲州名刹,是不会错的。

更不用说元稹的《莺莺传》。“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莺莺张生的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里,普救寺的存在,就不必怀疑。只是元稹说普救寺在城东十余里,不甚准确。是当时的里程与现在不同,还是元稹笔下有误?他是写小说,我们就不胶柱鼓瑟了。


《董西厢》里也有词句说到:“蒲州东十余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则天皇帝崇尚佛教,由国库出资钦命修建,够风光体面的,更不必怀疑它的可靠性了。“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普天之下,更没两座。”“若非国力,怎生盖得?”还记下了具体修建时间:“梁文上明写着‘拱垂二年修’”。拱垂是武则天执政的第二个年号,拱垂二年,公元686年。

最可靠的考证还是实地发掘查勘。1984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永济市(县)委政府就提出了“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经过申报、论证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1985年由上级文物、旅游部门同意修复普救寺。当年秋与第二年(1986年)夏,文物部门就进行过两次基址发掘。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惊喜地也是早有所料地发现,普救寺的确是创建于隋唐甚至更早时期的一座古老的寺院。对寺院原水平面以上的约一米多厚的沉积部分进行清除后,隋唐时期庙宇建筑布局历历在目。

普救寺现存的舍利塔后33米,地表下一米处,发掘人员发现了隋唐时期大雄宝殿遗址。遗址范围内出土了三尊大型石雕佛像。三尊佛像均为站佛,高2.9米,造型优美,宝相端庄,身体健硕,衣物飘逸。雕刻刀工遒劲,流畅细腻,据专家考鉴,当属南北朝后期的艺术风格。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唐代建筑构件和其它文物,有宝装莲石柱础、莲花纹方转、粗绳纹条砖(36×18×5cm)、细绳纹方砖(32×32×5.cm)、兽面纹瓦当、花边莲珠滴水等等。出土的经幢残块,还刻有“咸通十三年三月”字样,更准确无误地证明它们是唐懿宗时代的物件。

在塔前土崖发掘时,发现了一座方形地基,有夯土基础,有砖铺地面。铺地砖为方形,规格为32.3×32.3×3.5cm。经专家认定,这当是寺院的大钟楼遗址,它的布局与建筑规格,都与隋唐时期寺院规制相同。还有出土的附带文物,“开元通宝”,这当然是李隆基时代流通的货币。

塔院西边,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一条用立瓦铺成的窄窄的小道。不到二尺宽,两丈多长,保存完好。这是唐代用瓦铺地的方法,这小道就是唐代的遗迹了。想到元稹和他的表妹可能就在这条窄窄的小道上款款走过,真是引人无限感慨,会生出许多美丽的遐想来。

实地发掘查勘和出土文物证明,隋唐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南北朝后期,普救寺就是香火繁盛的佛家寺院了。

发掘遗址和大量文物还证明,宋代对普救寺的修葺也是相当隆重的。据《山西古迹志》载,1940年时,普救寺还有一口宋宣和甲辰年间(1124年)铸造的铁钟,重万余斤,高两米多。如此规模,可以想见普救寺在宋代的盛况。

金章宗时期(1190-1201年),董解元写成了《董西厢》。《董西厢》里写到张生游普救寺,看见“祥云笼经阁,瑞蔼罩钟楼。三身殿,琉璃吻,直插青虚;舍利塔,金相轮,直侵碧霄。”这里的三身殿,就是我们出土了三座石雕佛像的大雄宝殿了。三座石雕佛像与三身殿正好吻合。这时候,普救寺还是“普天下佛寺无过”。普救寺发掘过程中,得一金代石碑,刻《普救寺莺莺故居》诗一首,时间为泰和甲子年(1204年):
    东风门巷日悠哉,翠袂云裾挽不回。

    无据塞鸿沉信息,为谁江燕自归来。

    花飞小院愁红雨,春老西厢锁绿苔。

    我恐返魂窥宋玉,墙头乱眼窃怜才。

诗后有跋:“美色动人者甚多,然身后为名流追咏者鲜矣。昔苏徐州登燕子楼作词以歌盼盼;大定间,蒲卒王公游西厢赋诗以吊莺莺,则莺、盼之名因文而益彰。苏王之风流才翰,有以相继。惜乎,王公真迹为好事者所秘,今三十余载,仆访而得之,又痛其字欲漫灭,故命工勘石,庶永其传,是亦物有时而显者也。”跋为河东令王文蔚所写,是写他的上级的,就有些过誉之词。这位蒲州副职王仲通未见有多少诗文传世,河东令把他与苏轼(苏轼在徐州做过知州,故称苏徐州)并列,也够唐突的。但王仲通这首诗毕竟是金代普救寺的一个物证,而且是写于《董西厢》之前,也是有着一定意义的。

元代时,王实甫写了《西厢记》。从作品具体生动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普救寺的熟悉。加上剧中人物的地方口语,我们能够判断王实甫一定来过这里,而且住的时间不会很短。《西厢记》里老夫人许婚又悔婚,红娘十分不满:

“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人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恁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恁个萧何。”

唱腔要押韵的,押上一句的韵,这个大不念大,念“妥to”。把大念成“妥”,不是蒲州还会是哪里人呢?王实甫笔下的普救寺,当然就是当时的普救寺。而史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普救寺“七间大殿已成,五檐高阁未就”,“舍利塔高耸于云间”。(见《山右石刻丛编》)另有史藉记载,在明代初年,还曾把附近的几个小寺院合并入普救寺。明朝皇帝就是和尚出身,对于佛教庙宇和佛家子弟,想来是会客气和照顾一些。

明嘉靖三十四(乙卯)年(1555年)冬,蒲州一带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人称“天塌蒲州”,地面建筑几乎荡为平地。普救寺内的楼阁庙宇,还有那“离天三尺三”的舍利塔,都成了堆堆瓦砾了。昔日莺莺“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思春闺怨;昔日张生“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的爱情前奏,都失去了附丽的地方。近千年的风流繁华地,断垣残壁,荒凉破败,一派凄凉景象。流水落花春去也,“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  

真正大规模地重建普救寺,是在这次地震九年之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四川铜梁进士张佳胤来蒲州担任知州。当时蒲州黄河泛滥,民生疾苦,市廛凋零,生产也难发展。这位张知州深知“知人知面难知心,知州知县难知村”的道理,就去河边村庄查访。黄河岸边的村民见这官儿虔诚,就给他说了其中道理:——河边村民都是“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的舜帝子民的孓遗,哪有不知道过去未来的?原来这蒲州城比邻黄河,就像河中的一条大船,那缆绳就拴在普救寺的舍利塔上。佛法无边,黄河浪静,蒲州城就少有水害。如今普救寺庙宇倾圮,塔倒屋塌,大船的缆绳无处拴系,岂不受水侵浪颠?张佳胤听了,觉得有些道理。凡事成败,都在民心。民心所系,就是为政着力处。首倡重建普救寺,或者民心尚可收拾?这位张知州是个做事的官儿,就决定广集民力,修寺建塔。他自己首先带头捐出一年的俸禄。当地居民,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连蒲州藉的中央官员如兵部尚书杨博——就是《二进宫》里那位杨侍郎——等人也解囊资助乡梓善事。工程接近完工时候,张佳胤升任河南颍州兵备道,临走的送别宴上,当然是思绪万千,感慨系之,就留诗一首:

    胜地曾为瓦砾场,浮图今放海珠光。

    望分条华东南伏,影接星河上下长。

    莫向空门悲物理,从来吾世有沧桑。

    酣歌且卧芙蓉级,明月相携照十方。

虽是进士出身,张佳胤这首诗写的不算太好。何况在蒲州写诗,他本来就有些惶惑,像关老爷门前耍大刀那样。但他的主政能力却很可称道。他到了河南新的工作岗位,有非凡表现,只是与我们蒲州就无关了。张佳胤的诗还是刻了碑,四百多年过去,这通诗碑如今还矗立在莺莺塔(舍利塔)前。游普救寺的,没有人会不在这诗碑前流连。

只要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都不会忘记。古今皆然。

公元1985年,永济县委县政府为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决心重修普救寺。蒲剧艺术家王秀兰在全国人大会议递交提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蕴玉奔走呼号,副省长白清才全力支持,著名古建专家、山西省古建研究所所长柴泽民呕心沥血设计赞划,永济市历届党政领导和文化、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前仆后继,努力工作,他们的名字本来也应刻成石碑的。不过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说什么功劳大小,流芳永远?不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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