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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裴氏“推诚为先”——裴氏家风奥秘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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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19-12-5 16:00: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纵观我国历史上的望族,都以各具特色的优秀家风成就着人才,诸如最辉煌的陇西李氏、最显赫的皇族刘氏、乌衣巷豪门谢氏、文才济济的琅琊王氏以及与著名“四大家族”并称的清河崔氏等。但是,与裴氏家族相比,他们亦显赫,但人才延续不如裴“长”——自周秦,至明清,绵延2600年;亦优秀,但人才分布不如裴“广”——史载3000名人,遍及哲学、政治、军事、外交、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亦清正,但道德操守不如裴“廉”——118位宰相和将军,鲜有贪腐。裴氏之所以能够“天下无二”独领风骚,核心就在于对“推诚为先”的理念的践行。

一、“推诚为先”的神奇力量

1.文化渊源

自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诞生,家风文化也就随之产生。因为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客观唯一的、不可选择的特殊关系。没有比父母子女关系更直接、更可信任的,也没有比父母子女感情更真实、更真诚的。即便是义父母子女的感情也应如此!所以,通常家风是一种真实内在的精神动力,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互诚互信。

2.思想基础

《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自然规律;追求诚,是社会规律。《大学》如是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也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实事求是,绕道规律就是自欺欺人,将一事无成。《中庸》又指出“诚则明,明则诚”,是说真诚的态度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事物;正确认识事物有助于坚持获得的真理。既诚又明,就能为人类认识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这几段出自《中庸》的名言,讲述了以诚为本的重要性。真诚是社会与人生的大道,是无法分离的,它既是天道运行的法则,又是人道运行的法则。只有为人真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也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真诚、诚实、诚信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又是人生成功的根本途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弄虚作假、偷奸耍滑、阳奉阴违。凡事以真诚相待,也许暂时会有人误会,然而最终还是会得到理解。做人至诚,是最省力气的做法。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对人对物,没有杂质,不是表面功夫,外界是可以感受到的,从而反馈给你的就是巨大的思想能量。

3.理论架构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因为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价值观也包括道德观。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的内核称为“仁”,从伦理道德上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儒学并不只是伦理道德的学说,它是和宗教、伦理、哲学都可以对话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谈伦理就要讲“仁”;谈哲学,就要讲“诚”了。这个“诚”字,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世界观的概念。因为世界观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包括道德观都会随之而变。裴氏家风正是在“诚”这个儒家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之后会发现至诚如神。只有真的诚于己,才有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也才有立志、知行合一这一系列有效的自我循环。《中庸》指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儒家看来,没有了“诚”,就没有了一切,一切都依“诚”而存在。“诚”就是“真”,是客观实在的属性与规律。说到这里,大家就应明白了,“诚”类于现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足见裴氏“推诚为先”作为世界观的高明之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凡思考问题、举手投足,总把实事求是作为世界观放在首要的位置。

4.核心价值

所谓“核心价值”,是在价值群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裴氏家风具有多元价值,诸如“重教守训”使得家族成员严守家训、以身示教;“德业并举”,教育子女要做大事,先要做好人,强调做人做事的一致性;“文种勿绝”则激励子女要自强不息、修身不止等。凡此种种各有各的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起决定作用还是“推诚为先”,所以说“推诚为先”才具有裴氏家风的核心价值。因为无论自强不息、以身示教,还是做人做事,都离不开“诚”作为支撑,离开诚,几乎一事无成。所以裴氏家风始终以“推诚为先”作为他们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浩瀚如海的家风模式中,裴氏家风依托以上4个因素,聚合成无比强大的能量,创造了“推诚为先”这一见解独到、做法独特的家风文化,这就是裴氏“天下无二”的核心本质。

二、“推诚为先”与传统“八德”

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说明历古于今“八德”始终居于家教中的重要位置。《易传》:“履,德之基也。”“履”,有小心行走之意,含有遵循规律而行的意义。

就像你知道了“天理”,不一定能够“存”在于心里。要想真正提升自身,还需要立志,而立志,就必然要做到知行合一。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点,知道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人为地分裂开来。知和行本是一体,真“知”就自然能真“行”,若有一点偏差,那就不算是真“知”,就算不得“诚”了。根据知行合一的原理,践行“八德”必须建立“推诚为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裴氏代表人物以诚行“八德”的故事不胜枚举。

如裴秀以诚行孝。

裴秀母亲由丫鬟而被纳为妾室,不仅因为貌美如花,而因她心灵手巧,善于烹调。裴秀从小好学,有风度节操,八岁就能写文章。他的叔父裴徽很有名望,经常宾客满门。裴秀十多岁时,有拜访裴徽的人,出来时顺便拜访裴秀,然而裴秀母亲因出身微贱,正妻宣氏经常对她百般刁难,让她做些下人该做的事,给客人端饭上菜。这天裴秀母亲端茶过来,裴秀起身给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生身母亲。”客人得知后也都立刻站起来向裴秀母亲施礼。裴秀的母亲说:“我这么微贱,(客人看得起)是因为你们看得起我的儿子啊!”宣氏知道这事后,从此不再这么对待裴秀的母亲。

又如裴子通以诚处悌。

裴子通兄弟8人,五世同堂,全家百余口人同灶同饮、和睦相处。裴子通长期在外做官,告老还乡后进入耄耋之年,仍然与全家百余口同灶共饮,与他健在的兄长出门同乘一辆车,夜寝共睡一张床。为了表彰他们家的孝悌行为,皇帝下诏,把“义门裴氏”的旗子悬挂在他们家的门楣。

再如裴度以诚事忠。

裴度平藩以后,唐王朝出现了中兴局面,天下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但这时宪宗皇帝沉于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不思进取,意志消沉。作为一品大员的裴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上书劝进,却遭奸臣中伤,说他居功傲主,欺君罔上。宪宗也觉得该煞煞裴度的威风,于是多次贬他到远离京城的藩地。裴度虽然屡遭诬陷,但他愈挫愈勇,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百姓,坚持与恶势力针锋相对、不懈斗争。旧史赞他:“晋公伐叛,以身犯难;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他的盛誉德业,侔于郭汾阳,出入中外,身系国之安危三十年。”

此外还有裴怀古以诚获信、裴頠以诚施礼、裴炎以诚取义、裴侠以诚效廉、裴枢以诚雪耻等。

以上例证足以证明,河东裴氏以“八德”立人生,秉持了一个“诚”字,而正是这个“诚”使“八德”在裴氏家风中居于核心位置而更加熠熠生辉!

三、“推诚为先”与裴氏宰相

家风,是人才的摇篮。而裴氏家风更是宰相之才的摇篮。我国封建社会近2400年,汉人宰相共有1032人,其中裴氏一门就走出了59位,创造了中华人文史上的一大奇观。且看裴氏宰相是如何循天道行人道以利天下的。

诚天道,守“崇有”的为相之道。

裴頠(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人。西晋大臣、哲学家,司空裴秀之子,颇有雅量,见识高远,通古博今。拜侍中、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之职。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行,玄学家们不务实际,崇尚空谈,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世界虚无论,其政治目的是架空皇帝,瓜分权力。而裴頠为了重整社会风气,义无反顾地提出《崇有论》,对玄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鼓励全社会都要务实劳作,反对坐而论道,有力地抨击了唯心主义的“贵无”论,以“实干兴国”的唯物观极大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诚民心,举德业的为相之义。

裴耀卿,河东裴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拜相,授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后升任侍中。裴耀卿在成为宰相之前,在多地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地,裴耀卿都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为百姓谋福利。所以,裴耀卿任满离职时,百姓都舍不得让他离开。裴耀卿成为宰相之后,他力主开发漕运,去除不必要的关卡,为皇粮西运提供了方便,三年之内,积粮达七百万石,成为隋唐漕运史上的最高数字,同时节省运费三十万缗。有人鼓动他以此向皇帝邀赏,他却义正词严地说:“以国财求宠,其可乎?”于是他将所省运费悉数交给国库。公元737年,夷州刺史杨浚因贪污而被告发,按当时的律例来说,杨浚应该被判处死刑。唐玄宗得知后,决定杖责杨浚六十大板,并将他发配到古州。裴耀卿得知轻判后,立即上书,坚决要求秉公执法,按律严办,敦促唐玄宗尊重民意民愿,维护法律尊严。

诚人道,知达变的为相之策。

裴矩,河东闻喜人,隋唐时期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学家。为相三朝,他不但以自己出众的智慧、谋略、经验尽显经营国家的才华,而且遵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执政理念,根据所侍君王对人民的态度,采取不同的为相之策,是一位“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的贤明能臣。他可以颠覆一个腐朽的王朝,也可以成就一个爱民的政权。

隋文帝杨坚十分注重民生,他统一南北后着重这方面的治理,很多举措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裴矩便以“为政勤奋,日夜操劳,研度经史记略,取其所长,从中问究良策”,躬行宰相之职。他对西域地理山川民族物产人情了然于胸,并付于著作《西域图记》和地图中。裴矩经略西域之功甚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但后来隋炀帝好大喜功,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致使民怨四起,社会动乱。裴矩以他的智慧,竟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糊涂事”,加重了内乱,加剧了隋王朝的灭亡。

隋炀帝被杀后,裴矩又被李世民重用。唐太宗憎恶官吏受贿,却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裴矩为唐太宗出了不少好主意,谏“试赂”仅为其中一例。纵观裴矩一生,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俨然不是,而是他信守着“民为邦国之本”的政治信条。司马光对裴矩曾有评说,“君明则臣直”。裴矩始终坚持辅佐尊天道重民生的圣明之君,极尽抵御逆天道害民意的昏庸帝王。

四、“推诚为先”的哲学思辨


“推诚为先”就是做人诚实,做事守信,这是一切成功的先决条件。

诚信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是我国传统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以重承诺、守信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见利忘义思想充斥着耳目,甚至偶尔会使人觉得不守诚信比守诚信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往往无法守住传统美德,而被这些消极的思想所迷惑,做出一些违背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的事情,令人不齿,令人心寒。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站在马列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批判式思辨。

首先,诚信的含义反映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阻碍事物的发展。回顾中国近代史,共产党的真诚为民与国民党的虚假为民形成鲜明对比,在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诚信、充满欺骗的人如何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分析客观事物,即使最简单的道理,让这些人说出来也会完全扭曲、变形、颠倒,结果只会害人害己害社会。

其次,诚信体现了事物的联系原理。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一个人诚实守信,就能得道多助左右逢源,克服种种困难,由不利变有利,由被动变主动,最后取得成功。否则,只能遭人唾弃、反对,处处碰壁,甚至走向绝境。他们或许也能得逞一时,但决不能得逞一世,最终逃不掉惨败的命运。

再次,诚信与欺骗的并存符合矛盾的观点。我们不可能保留事物矛盾的一方而抹去另一方。所以,诚信存在,与其对立的虚假就肯定存在,我们要能够正视、能够客观地对待。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正义是主要的,一直是人们所赞扬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推崇。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欺骗之类社会阴暗面的存在,但其充其量只是社会副产品,是支流,丝毫不影响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们看问题时,不能因为看到不好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就丢掉了信心,失去了勇气。要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分清主次,明辨是非,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千万不能一叶障目。“诚”作为真理,一直是被称道的,千年裴氏“推诚为先”的家风也将历久弥新,永为世人称道。(裴双喜 王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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