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必须“魂兮归来”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紫虬
原标题：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必须“魂兮归来”
　　十九大提出，“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①”，切中我们在经济和企业管理领域中的时弊，是客观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家“…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②。”在马克思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管理理论纷杂叠出，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哈罗德·孔茨的“管理丛林”理论把管理分成六个学派③，到上世纪末，彼得·德鲁克命名的后现代管理流派、以及适应互联网时代各种管理理论的涌现，对管理的本质和属性有了多维度的认识，体现了多样化的人类智慧，这些归纳起来有两个性质：一是马克思对管理两重性的抽象，即生产力的自然属性和以分配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属性。二是相对不同的生产力阶段，体现了具体的民族、国情、社会条件下的管理认识角度。
　　㈠、中国对管理自然属性的认识与泰罗的科学管理异曲同工

　　建国十周年前后，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总结，针对国情现实，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毛泽东认为“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④”。1955年提出，通过多快好省，用50到75年实现对美国的赶超⑤。
　　改革开放后，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对企业管理并没有提出过“多么睿智、专业的建议”，但是他 “肯定了深圳人提出两个福特主义式的主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⑥”。邓小平认为，“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⑦。”这个说法和毛泽东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⑧”类似，但晚了28年，且有实用主义特点，反映了我党对经济规律探索的一以贯之。
　　中国领导层在不同时期的管理自然属性的总结，和一百多年前泰罗的科学管理目的是相通的。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通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化⑨”,泰罗的科学管理四要素提出：科学管理、选择工人、培训工人、管理和工人之间友好合作⑩。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起飞至今的历史，中国企业大致上也是这样努力的。
　　㈡、中国管理在社会属性上的特殊性
　　1、管理的民主性
　　虽然泰罗认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 其主观愿望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目标重合。但是，泰罗的 “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和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应该是管理的两个首要目标”的美好愿望，一百多年来总是被自由市场原则击碎，很难实现。泰罗制出现后，始终伴随着周期性经济萧条，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等收入阶层资产严重缩水，恢复乏力，从目前看，还不能解决工人的失业和相对贫困。
　　建国以后，中共领导层中的多数人对工业显然是陌生的，特别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但是老一代的中共中央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借鉴、批判了苏联的实践。苏联在吸取泰罗制中，侧重了明确分工和科学技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大的权利，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人民管理权思想的前提下，肯定了鞍钢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经验，简称“鞍钢宪法”，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
　　“鞍钢宪法”从管理学角度，开创了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使得中国在研制两弹一星、大庆建设，以及在工业体系的创业阶段，在质量、安全、可靠性管理上，取得了艰难、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土壤，也对世界企业的团队管理、人性管理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它的“出口转内销”，为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界带来了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自然属性内容，对于丰富中国企业界的视野、肯定自我经验有积极意义。
　　民主管理在新时期有了崭新的发展。一方面，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下，员工的企业主体地位沦为雇佣市场中的被雇佣者。另一方面，按照企业发展客观规律，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职工主体管理思想，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又以员工普遍持股，以合伙人制取代雇佣制、岗位创业等形式而得以发展，这在科技创新的中小微企更为普遍。无论在公有或私有企业，凡是做大做强的中国一流企业，无不重视员工的主体地位，无不重视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作为补充成分的私人资本和按资分配放开约束后，虽然职工主体论被有所忽视，但是，企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职工主体总以起初意想不到的新形式显现出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中，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对包括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在内的各领域实践的科学总结。
　　2、党的领导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鞍钢宪法”的总结推广，是中共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业战线的经典运用。这既是经中共多年实践验证的领导方法，又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方法，是群众的实践认识主体在企业变革中的体现。
　　习近平认为，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中国工业化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成熟阶段，企业致力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国有骨干企业中国电科集团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在民营企业，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资企业，一部分保留了原有的党组织。进入本世纪后，非公企业陆续建立党组织，如2000年秋季，立白集团建立了广州市非公企业首家党组织。现在仅腾讯公司，就有七十多个基层党组织。
　　中共的领导无论在国企还是民企，在“以效果导向的价值创造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党建实践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纵观历史，党的领导是中国企业管理独一无二的特色。
　　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还包括经历的曲折，以及对其的纠正。在新中国巩固政权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生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同时，也是当时条件下小生产观念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抗拒。一方面如早期曾努力纠正的空头政治，泛斗争化的极左形式导致的生产经济失序，实际上干扰了鞍钢宪法的实施。企业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掣肘了现代企业经营需要的专业分工和集中指挥。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建立以后，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下，用简单的雇佣买卖关系替代了企业内原本的职工地位;把党建和企业组织优化对立起来，虚无党的领导，这些倾向，甚至破坏了战争时期就行之有效的军事民主和党军党政关系，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深入总结，得到了有效的纠正，特别是在一流企业，成为企业创新的宝贵史鉴财富。
　　十九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企业及其企业管理的崛起，生动的证实了这一点。
　　注释：
　　①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368页
　　③《管理学会杂志》，1961.12
　　④《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电子版1712页，《读苏联的谈话》
　　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49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
　　的讲话》
　　⑥ 吴晓波:《如果邓小平是企业家》
　　http://finance.sina.com.cn/zl/lifestyle/20140822/075520089546.shtml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页
　　⑧  毛泽东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⑨、⑩泰罗:《科学管理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2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4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9页
　　 习近平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讲话, 2016.11.10-11
　　、  国资委公众号国资小新：《以党建促发展，抓改革强党建，这里有本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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