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荣刚 俞良早
原标题：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批判巴枯宁主义的过程中阐述了社会组织和管理需要权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需要权威，集中权威和民主自治相统一的思想。列宁在创建新型政党和执政党建设实践中阐述了树立政党权威，坚持集中统一;维护领袖权威，反对尾巴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派别活动;强化纪律权威，执行党的决议的思想。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和实践对当前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中央权威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经典作家;中央权威;集中统一;政治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中央政治局、高级干部、党员、军队、新闻媒体等多次强调指出，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中央权威是经典作家在总结革命斗争和执政党建设实践经验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学说的重要原则。认真挖掘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一、工人阶级革命“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批判无政府主义错误思潮中围绕权威思想作了一系列重要阐述。
　　1．社会组织和管理需要权威
　　任何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都需要一定的权威。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自治和权威。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原始社会中，氏族议事会是氏族最高权力机关，是族员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在部落中，部落议事会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由氏族酋长和军事领袖组成。由此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的群体协作中，既有领导者又有被领导者，既有权威又有服从。19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否定国家和权威的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一思潮的过程中阐述了权威的重要性。1871年底，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1](P372)1872年10月，恩格斯专门写作《论权威》，他从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基础分析入手，阐述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认为权威和服从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2](P276)此外，恩格斯还指出，社会的微观管理也需要个人权威。他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2](P276)恩格斯还通过马克思办报这一事例来证明个人权威的重要性。他指出，《新莱茵报》之所以成为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报纸，与马克思的权威立场和他制定的编辑部制度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个人权威，但坚决反对迷信权威和个人崇拜。1877年，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明确表示要反对个人崇拜。他针对国际上对他的歌功颂德，或不予回复或加以斥责。他指出：“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3](P524)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管理都需要权威，同时他们坚决反对迷信权威和个人崇拜。
　　2．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需要权威
　　权威是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武器。首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批判巴枯宁关于废除国家的反动论点时指出，反权威者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首要行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2](P277)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私有制的彻底革命，革命任务艰巨，如果没有权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1872年1月，恩格斯在致卡洛·特尔察吉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3](P500)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必须利用权威这一工具，把“一切力量捏在一起”来推翻剥削阶级。此外，恩格斯还斥责了那些否定权威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3](P500)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权威。1871年3月，法国无产阶级爆发革命并建立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立即撰写《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革命胜利后仍需要权威做了众多阐述。其一，革命胜利后组织新政权需要权威。公社成立后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等压迫性质的机关，而旧政权中的合理职能则不能简单废除，应该交给负责任的勤务员来集中行使，此外“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2](P100)也就是说，新政权成立后，政府职能的有效运用和民族统一仍需要权威来保障。其二，革命胜利后维护新政权需要权威。公社成立后必然会遭到敌对分子的破坏，无产阶级要维护政权必须要有一个集权的国家权威作为武器，来有效镇压“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其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政权需要权威。公社建立后，无产阶级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造还要进行经济关系的改造，“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2](P102)而要完成这个使命，没有一个权威政权是做不到的。此外，恩格斯还从反面论述了权威的重要性，他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3](P500)“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P277)
　　3．集中权威和民主自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主义过程中深刻阐述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首先，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并没有好坏之分。巴枯宁认为，权威必然导致专制，是绝对坏的东西，自治是绝对好的东西，理想社会是不存在权威的自治社会。恩格斯通过考察历史指出，权威和自治是有限度的，它们的应用范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未来的社会中，权威和自治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达到一种新的统一，即权威的行使要以自治为基础并通过自治来实现，而不是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其次，无产阶级专政是权威和自治的统一。1891年3月，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自治与权威相结合的新型政权。它的自治表现在：一切权力机构和代表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人民武装按照民主原则来组织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由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公社为巩固新生政权，镇压敌对势力和实现社会改造，在自治的基础上还保持了高度的集中权威。由此看出，巴黎公社性质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自治和权威的统一。
　　其三，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是权威和自治的统一。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要有权威，但这种权威是民主基础上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3](P207)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贯穿了这一原则，他们改造正义者同盟并为其制定新《章程》。《章程》规定，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同盟的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委员和代表都由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些规定体现了民主和权威相统一的思想。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这一原则并为协会设计了组织活动方式，明确了工人代表大会和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地位，保障了各支部及会员的民主权利。正当国际日益壮大时候，巴枯宁分裂分子却打出“反权威”旗号，攻击马克思是“独裁者”，扬言要与总委员会的“专制”斗争到底。对此，马克思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对巴枯宁的歪曲进行了回击，阐述了总委员会权威和自治相统一的组织原则。他指出：“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3](P490)1872年1月，恩格斯在回应国际上反权威的呼声时指出：“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3](P500)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无产阶级国际总委员会在组织运作中既坚持集中权威，又保证基层组织的民主权利，体现了权威与自治的统一。
　　二、工人阶级“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任何派别活动“都是不允许的”
　　列宁在创建俄国新型政党和加强执政党建设方面对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作了重要论述。
　　1．树立政党权威，坚持集中统一
　　列宁作为俄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担起了建立新型政党的重任。在建党初期，列宁从俄国党内组织涣散的现状出发，认为必须树立政党权威，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而建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批判俄国的经济派，在思想上同其划清界限。对此，列宁写作《怎么办》并指出，经济派的革命组织方式是一种落后的“手工业方式”，要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4](P386)这种革命家组织要专业化，但“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4](P409)这里明确论述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权威政党的重要性。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针对党的组织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认为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这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党员俱乐部”。列宁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并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建党。对此，孟什维克攻击列宁是行“专制主义”作风，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批判孟什维克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列宁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他指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5](P367)他认为，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无产阶级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4](P526)后来，列宁也多次提到要坚持集中制原则。1905年他提出“继续更全面和更严格地贯彻集中制”，[6](P275)1920年提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7](P135)1923年提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7](P782)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按照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强化政党权威，通过强化政党权威来不断增强政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2．维护领袖权威，反对尾巴主义
　　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要尊重和维护领袖权威。1900年，列宁筹办《火星报》，为创建新型政党作思想准备，他在为其创刊号撰写的社论中阐述了领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4](P286)列宁认为，领袖是由最有威信和最有经验的人所组成的领导集团，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服从领袖权威。1902年，俄国党内出现了忽略领袖和政党自觉性的尾巴主义者，他们崇尚工人运动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对此，列宁在《怎么办?》中进行了批判并强调了领袖的不可替代性。他说：“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4](P401)在列宁看来，领袖是革命阶级的“权威”，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一批领袖”的领导，就犹如群龙无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领袖权威是全党统一意志的前提。列宁指出，培养一批有威望的领袖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8](P100)领袖作为阶级中的佼佼者，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建树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指挥全党统一意志和行动，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另一方面，组织教育群众需要领袖权威。领袖是政党的核心，是群众的向导，他们有较高威信，便于组织教育工农群众，提升群众革命意识。列宁十分重视领袖对群众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9](P185)“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7](P163)由以上论述得出，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和建设就必须要坚决服从领袖权威，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全党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
　　3．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派别活动
　　1920年末，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形势要求俄共(布)必须保持思想统一，集中精力进行社会建设。而此时，党内却出现了派别活动。11月，托洛茨基提出“整刷”工会的口号，企图通过“工会国家化”来瓦解党组织，随后又出现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缓冲派”等机会主义派别。[10]1921年1月，党内围绕工会问题出现了争论不休的分歧，对于这些分歧，列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肯定了一些派别的合理建议，他指出：“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11](P82)但是这些派别仍公开宣传并召开独立会议，呈现出背离党的倾向，这就分散了党的注意力，削弱了党的权威。对此，列宁认为，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11](P11)因此，他指出，俄共(布)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也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11](P83)他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11](P78)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提出要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并禁止任何派别活动，中央委员如果进行派别活动可降为候补委员，甚至开除出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党内结束了意见分歧，维护了中央权威，这为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4．强化纪律权威，执行党的决议
　　纪律是保证党的权威和统一的必要条件。1906年，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时对纪律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12](P121)列宁认为纪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批评自由，二是行动一致。首先，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12](P122)党员遵守纪律，执行决议的前提就是党的决议要有足够的权威和说服力。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13](P5)来维持的。只有建立在广泛民主讨论基础上的决议才是凝聚全党共识的决议，才能保证全体党员对党的决策认同和意志服从。列宁指出：“任何纪律也不能要求党员盲目地在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切决议草案上签字。世界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不曾有过哪一种规定，要求党组织放弃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变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单纯的签字人。”[14](P192)也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充分发扬民主，积极建言献策，通过批评讨论来实现意志统一，为党的纪律的有效执行奠定前提条件。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党内讨论是有限度的，党员可以在党章、党纲范围内自由讨论，但不能背离原则发表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论。其次，严格执行党的决议。纪律就是服从，党的决议通过后如果不严格执行，则只是一纸空文，党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列宁认为，要维护中央权威必须严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15](P501)这也是列宁在历次代表大会始终强调的关键问题。1903年，二大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规定：“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5](P117)1917年，党的六大将破坏党纪者开除党籍的条文列入党章。1919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下级机关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党的纪律是批评自由基础上的行动一致，只有这样的纪律权威才能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才能巩固党中央权威。
　　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思想的现实启示
　　经典作家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一思想对当前维护中央权威、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保证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在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始终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权威地位，保证了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一。列宁指出，思想上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的前提条件，“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16](P24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挑战，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17](P90)可时下，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蜕变，信念缺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有的党员干部“姓马”不“信马”，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在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挑衅面前态度暧昧，不敢举旗亮剑，这些党员的行事作为严重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动摇了党中央权威的理论根基。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他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17](P153-154)只有在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地位，才能保证全党在行动上同心同行，在目标上同心同向，才能为维护中央权威筑牢思想基础。[18](P42)
　　2．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维护中央权威的组织保证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按照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原则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设计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列宁在创建新型政党过程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通过这一原则来不断强化政党权威和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制度优势，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也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保障。习近平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19]“民主集中制是激发党的创造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20](P13)可是在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部分干部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对多数人意见置若罔闻，有些地方和部门对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对此，习近平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21](P132)领导干部应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同时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向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3．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维护中央权威的政治保证
　　如前所述，列宁在创建新型政党和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始终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要求党员要严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反对派别活动。新时期要维护中央权威同样要坚决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17](P38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利益阶层日益分化，有些干部权欲熏心，为一己私利违背党纪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拉山头，搞宗派;有的干部“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有选择性地执行党的决议，这些现象严重消解了中央的权威性。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作为党的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22](P6)“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23]“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24]在这里，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要遵守党章，严守党纪，时刻绷紧纪律之弦，紧握纪律“戒尺”，坚决反对不讲纪律、不守规矩，坚决反对搞团团伙伙、目无组织的政治现象。只有严明党纪和规矩，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为维护中央权威奠定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列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俞良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统一”——经典作家研究理想社会的原则与实现中国梦[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3).
　　[11]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8]王永贵.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9]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1).
　　[20]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2]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23]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24(1).
　　[24]习近平.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F·B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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