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的“石丛诗社”

　　一般文艺爱好者自发性的文学团体一直都有，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热也带动产生了很多这样的团体。我们几个同学就曾经创建过一个诗社，即“石丛诗社”。今天在我们重新开始重视群众文艺的时候，来回顾我们这个诗社的经历也格外有意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居住在成都市二号桥内的新华东路七十四号，即今天克拉玛依宾馆的位置。当时我们家跟大多数沿街住房一样窄，不过它可能还更窄一些，仅12平方米多一点，搭了一层楼，才解决了全家四个人的睡觉问题。因为住房特别窄，我们每当星期六晚上几个同学、朋友聚会，一起挤坐在屋里侃谈诗文，就显得特别拥挤，也异常闹热。而门外的街沿边，大家的自行车也经常摆满了两棵法国梧桐树间的空地。因此引得路人、邻居都非常关注我们。在当时我们这个“石丛文化沙龙”老照片上的人，都到过这里，当然至今尚没有露面的还更多!
　　当时我们这个小团体的主要成员有近10人，后来我参加成都望江公园举办的“望江诗会”，又认识了四个川大学子，他们当即也参加了我们诗社。然后还有西城区文化馆诗歌组的一个诗友也加入进来。我、张义先和易丹是“石丛诗社”的组织者。我们经常在我家聚谈文学，友谊延续至今。
　　我们诗社办了一个刊物《石丛》，就是受到张自办手抄诗刊《寻寻觅觅》(彩色版，诗图并茂)的启发，还有就是我曾经看过成都市东城区文化馆内部出版的《银杏》诗刊(蜡刻油印版)，虽不是正规的出版物，但是在交流中非常受欢迎。所以才想我们自己也来办个我们的刊物。我能够出刊，也主要是张义先积极的鼓动所至，也就是说她的积极作为的精神感染了我。可以说，推出《石丛》，干劲十足的张义先起了关键作用。
　　《石丛》的第一期，是综合性杂志。有小说、现代派剧作、诗歌、思想火花、杂文等文体，作者就我们几个同学。张义先是美印厂工人、另一个易丹是一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共有近20人参与编排、出刊工作。石同学是某事业单位的打字员，他主要负责打印出版，对我们出刊，他的贡献也相当大。《石丛》的第二期，就以诗歌为主了，成了诗刊。这时的作者也更多了。其中就有在成都东城区文化馆诗歌组参加活动的“老张”。他的诗歌语言精练有力、思想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途中》里的几句：
　　艰辛是无所谓的
　　就象迫人的闪电
　　也有它的疆域和归期
　　在2011年6月6日端午节，我猛然想起二十八年前(1983年)我发表在《石丛》第二期上的诗歌《啊，唱不尽的屈子》(署名车夫)，那是6月14日一气呵成的。伟大的诗人、爱国主义者、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屈原的爱国、忠诚思想，感动着无数代中国人。同样，也感动着没有工作，似乎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我。那一年，除上大学要包分配工作的，一般毕业生面临的仍然是接父母班、或者“内招”进入工厂。我的好多同学都陆续加入了正式工的行列，开始新的长征(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后面的下岗)……而我也十八岁，却还在待业。我热衷于文学，属于文学青年，就这样跟我们一帮同龄人从创办诗社开始，走向了不同人生。
　　现在回头看这首《啊，唱不尽的屈子》，其内容充分反映了边缘人的苦闷和思考，我相信它能够代表1980年代一部分有抱负(或包袱)、拥有理想、不满意现状、渴望自由和奉献的青年男女(他们现在已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了)的心理状态。甚至，到现在读这首诗，都有可能有更年轻的知音与我共鸣，当然在那个理想的年代，它也引起不少青年读者的心灵共振。
　　“而我这渺小的疯子
　　枉然地活在二十世纪
　　又徒劳地面向二十一
　　就象十九世纪俄国“多余的人”
　　就象中国超额指标出世的
　　不法而又活着的胎婴”
　　……
　　诗言志，歌咏情!我至今都认为，《啊，唱不尽的屈子》不仅是诗，更是歌，是“资格”的诗与歌的结晶!
　　那时，我已在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诗歌创作组(即浣花诗社，负责人是招家杰老师)参加活动。一次诗歌创作组在灌县参加当地诗社(文化馆主办)的活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写诗的在《四川日报》工作的王尔碑和灌县的许伽两位女诗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在那里，我朗诵了这首诗。许伽非常感兴趣，专门拿过去看，但是最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对灌县的印象，现在只记得两个诗人，一个叫安然，另一个是写长篇叙事诗、当时已有知名度的马及时。
　　当时，成都市第二中学的地址五世同堂街，离我家不远，那里有一个小学同学在负责学校的收发，我们就把《石丛》杂志的通讯地址设在那里，由我负责联系。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还认识了邹嘉仁老师。邹老师一直是四川电影评论家，写影评，当时非常有名。我把这首诗拿给他看，他表示，象我这么大的人，都爱写花儿鸟儿及表达爱情的诗歌，很少这样写。在那里，我们还卖出一本《石丛》(第一期，内容有小说、诗歌、剧、言论等)。这是我记忙中唯一一次的销售纪录，“经济效益”：三角钱。
　　《石丛》共出版发行了两期。发行主要靠熟人推介，免费赠送，是典型的同仁刊物。开初我还以为设一个通信地址只是形式而已，后来真有了一封署名雷火的来信。信里对我们鼓励有加，还附带投来一篇诗稿。
　　上世纪八十年，可说是文艺复苏、文学自省的时代。由于我们仅仅是业余爱好者，还处于文学界的边缘，我们写的那些诗歌，还达不到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要求，而我们本身的兴趣也有些游移，我和易丹当时还非常较关心时事，爱看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所以诗歌创作的热情也有点波动。我们都很推崇诗言志，注重诗歌的政治性，或者说是思想性，主张诗歌意象要摒弃花儿鸟儿月亮等诸类常用喻像，要以生活实景或现实生活呈现出的景象入诗。易丹还极力推介美国诗人威连斯姆《便条》等诗，《石丛》第二期还选登了北岛的《曰子》。这些认识也引起我们内部的一些争论。想起当下，诗歌界可说愈来愈内敛，与关心反映大众生活大相径庭。诗歌私人化，生话诗歌化，写诗已是所谓诗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多爽诗歌已失了言志的基本功能。诗咏情无可厚非，但我看这种情少了许多内涵。这个在当时，也是导致我们这个诗社冷落下去，最终结束的原因。
　　后来，我写完《又是雨天》，就告别了诗歌。《又是雨天》是这样的：?
　　又是雨天
　　阴沉沉地扮个鬼脸
　　阴沉沉地看准路线
　　阴沉沉地拖着背影
　　——阴沉
　　阴沉掩饰了天上的浩瀚
　　火红火红的时间
　　气象万千
　　你冷静而果断
　　揣想现在
　　定是那昙花一现
　　又是雨天
　　阴沉沉为等待
　　凝结冷颤
　　阴沉沉为闪电
　　发展了空间
　　大千世界
　　纷繁而简单
　　集生与死的分界
　　新与旧的替换
　　冷热的变迁
　　归于转眼
　　又是雨天
　　阴沉沉得什么也不鲜艳温暖
　　仅是雨滴掀起的紫烟
　　因风整齐而散漫
　　也令人发寒
　　令人慨叹
　　军阀的战乱
　　抗战的八年
　　以及三年有余的内战
　　漫漫硝烟
　　将天时地利人和贯穿
　　失败与胜利
　　晴天与雨天
　　都是那么自然
　　——自然
　　自然未来的某一天
　　又是雨天
　　(一九八四年夏季于成都)
　　这首诗显示出当时我对人生的苦闷和豁达。自认“多余的人”的我，在当年虽然没有找到根，深感于现实中前途渺茫，于理想中仍有些许阳光。我决心转变“文学青年”这一角色，以摆脱“待业青年”身份。当然，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事业和职业能够统一就好了!
　　然而，我仅有个高中文凭，要工作只能够到父亲的区级建筑单位工作。这对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壮实的我来说，无疑是自讨苦吃。直到一九八四年八月份，才在《成都晚报》校园版上发表关于我们街道办事处举行的学生暑假诗歌会的一句话新闻，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纠结。实际上，我是写的一个表扬信，被编辑改成百多字新闻的。可惜现在仅留有稿费单了。这个事让我看到了不写诗歌、小说和散文，也能够在正规刊物上发表文字的机会，所以我就决定转行：读电大，学新闻!当时一些电大补习学校在《成都晚报》上登招生广告，一九八五年中旬，我像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灵丹妙药、救命的稻草……
　　一九八五年，也就是我正忧虑路在何方之际，上电大成为了我的必选之路。报名之前，易丹与我还作了几次恳谈。过去，我是对读大学不屑一顾的，认为自学成才，也行得通。八四年，我在家里开“老马文学艺术社”(书店名称)卖书，最终发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顿感上班才是自己旳出路。而要找如意的工作，在当时,高中文凭已难以加持我了。
　　那时我的高中同学，已经进厂上班的李明智在高中快毕业时就在学日语，而我却在一号桥河边的茶铺跟另一群喜欢下围棋的同学厮混。但我们关系很好，我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他父母也很和蔼。李明智上班后，还抽空参加我和小学同学田家明主办的“成都智力学会”(自己取的名)聚会。不仅如此，他还帮我抄写我的作品。当时经常来往的大概有六七人，已在成都科技大学宣传部上班的施松柏也是积极参加者。我到24中的四川电大省级机关分校教学点报名读电大，就是他陪我一块去的。从来没有经验的我，只想哪门课程少，就读哪门。于是在图书和新闻专业选择中，我选了后者。为什么没有选汉语文学专业，很简单，我要远离“文学青年”角色，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一看就发虚的《古代汉语》，它竟然是汉语文学的必修课!
　　说实话，如果没有李明智，我恐怕没有勇气去报名。可以说，他是帮我改变命运的同学之一。另一个则是从初三至今都在交往的易丹。易丹是我中途从初三“中班”考上初三“快班”时认识的。他的诗也写得很好。这里附录一首：
　　易丹：?客厅
　　一对沙发
　　舒适地坐在墙角
　　中间放一只茶几隔开
　　以防出现越礼动作
　　于是
　　它们就高雅地坐在那里
　　一天一天
　　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
　　老是沉默
　　这首诗署名为“张一雨”、刊登在《石丛》二期的诗，至今读起来都觉得很有味道。那时他已经在机关上班，对文学和时事非常热情。一九八三年，我们才十七八岁，但都充满理想。
　　那时，我们远离正规文学团体。不是我们不想亲近，是我们还是菜鸟，与他们有点格格不入，打不进去。为此，后来(一九八六年)我把《客厅》当成我的诗，与《又是雨天》一并刊登在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出版的铅印诗集《星岛》上。不是盗名，只是想让我们《石丛》里的诗在所谓正规场合能够亮相尽量亮相，证明我们圈里的诗歌也不错。
　　那时我们对诗歌创作已有自己的想法。一九八三年九月，易丹在那期《石丛》中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写一首诗，让它赤裸着身体
　　你的写法必须是纯粹的肉
　　别用象征主义调味品
　　诗，不需要拿在手中把玩
　　它是很自然的东西
　　就象伤口
　　流出了血
　　他当时还专门选了一首美国诗人威廉斯的《便条》。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外国诗人的诗。总之，当时在文学期刊很少看到。他在哪里找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阅读范围广，如当时很少同龄人读的杂志《读书》、《世界文艺》、《外国文学》、《世界电影》、《参考消息》(当时不公开发行)他可以天天看。
　　我和他的看法比较相同。我更加注重“诗言志”。一九八二年(八三?)，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但愿您——给前进中的祖国》
　　中国啊
　　但愿您脸的扭曲
　　不会映出自然的阴霾
　　中国啊
　　但愿您呼呼的巨臂
　　不会击碎人类的粉靥
　　中国啊
　　但愿您笃笃的脚跟
　　不会戳穿地球的面皮
　　中国啊
　　但愿您日夜远征
　　不会在路上徒劳地死去
　　中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
　　现在读起来，这首诗表达的思想，相当怪。写得太直白不入流，似乎不像诗歌了。就内容来说，这是我对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蓬勃发展的祖国的真诚祝愿，没有任何贬义，现在看来有点“乐极生悲”的味道，但那时候是情不自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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