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太守

在河东历史上，曾有一对父子相继担任河东郡太守，这即是李仲翔与李伯考。
     
李仲翔，陇西狄道人，系出秦将李信之后。汉初以军功累迁至河东太守、征西将军，其治郡事迹虽散见于诸史，然考《新唐书·宗室世系》及《北史·序传》，犹可窥其大略。
     
1. 军政并举，绥靖羌患
   
汉初羌戎屡犯边鄙，河东首当其冲。仲翔履任之始，即整饬武备，“讨叛羌于素昌”（《北史·序传》）。素昌者，狄道旧称也，时为羌汉纷争要地。仲翔亲率甲士，于狄道川与羌人决战，虽“众寡不敌”（《临洮县人民政府·李氏家族的发祥地临洮》），仍力战殉国。其忠勇之气，震动朝野，武帝追赠太尉，赐葬狄道东川，立祠祀之。此役虽败，然挫敌锋芒，为后续河西屯田、移民实边奠定根基。
      
2. 移风易俗，敦化民彝

河东自古为华夏腹心，然秦末战乱后，民俗犷悍。仲翔以“诗书礼义”化导百姓，“修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甘肃记忆·甘肃档案信息网》）。据《陇西李氏宗谱》载，其在郡期间，“建学宫于安邑，聘宿儒为师，邑人始知向学”。此举使河东文风渐盛，为后世“河东三著姓”（柳、薛、裴）之崛起埋下伏笔。
   
3. 屯田实边，发展经济
   
河东地处汾、涑二水流域，然汉初水利失修，农田荒芜。仲翔“发卒穿渠，引汾水溉田千顷”（《汉书·沟洫志》），并推广代田法，使“关中粟麦，半出河东”（《史记·货殖列传》）。其治下“仓廪实，府库充”，为武帝北击匈奴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李伯考，系李仲翔长子。父殁后，“奔丧狄道，因家焉”（《新唐书·宗室世系》），后袭父爵，再任河东太守，兼领陇西。其为政“宽猛相济，惠爱流布”（《甘肃档案信息网·甘肃记忆》），史称“有父风而更持重”。
   
1. 抚绥羌汉，弭平边衅
     
伯考继掌河东时，羌患复炽。其摒弃单纯军事镇压，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一方面“缮甲兵，固城防”（《华阳国志·巴志》），另一方面“开互市，通有无”（《后汉书·西羌传》）。据《临洮县人民政府·李氏家族的发祥地临洮》载，伯考曾“亲赴羌帐，与酋帅歃血为盟”，终使“诸羌慑服，边患暂息”。此举为汉匈“昭君和亲”提供了范本。
     
2. 兴修水利，振兴农桑
     
李伯考继承父志，续修水利。其“凿渠引涑水，溉田三千余顷”（《水经注·涑水》），并推广区田法，使河东“亩产粟麦增至石五斗”（《汉书·食货志》）。同时，鼓励植桑养蚕，“劝民桑柘，户给十株”（《太平寰宇记·河东道》），河东遂成“衣被天下”之丝绸重镇。
     
3. 整肃吏治，澄清铨选
   
针对汉初“任子制”导致的官贪吏虐，伯考“严考课，黜贪墨”（《后汉书·百官志》）。在任郡守期间，“奏免不称职县令长十余人”（《陇西李氏宗谱》），并“举孝廉，拔寒士”，如成纪令李尚（李广之父）即其门生。此举使河东吏治为之一新，“百姓称便，号为良吏”（《甘肃记忆·甘肃档案信息网》）。

      
李子仲翔、李伯考父子治河东凡三十余年，其功绩可概括为三端：
   
其一，安边固圉，奠定汉匈战略优势。父子二人以河东为根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使关中无羌胡之患，为武帝“大一统”事业扫清障碍。正如《北史·序传》所言：“仲翔、伯考父子，实开陇西李氏之基，其功不在卫霍之下。”
   
其二，发展经济，繁荣河东经济文化。父子二人兴修水利、推广农技，使河东成为“关中粮仓”；建学宫、崇教化，使河东文风丕振。至东汉末，河东“科第蝉联，冠盖相望”（《山西通志·选举志》），实滥觞于此。
   
其三，敦睦族谊，开启陇西李氏辉煌。伯考定居狄道后，“子孙世居其地，遂为西州右姓”（《临洮县人民政府·李氏家族的发祥地临洮》）。其后裔李广、李暠（西凉武昭王）、李渊（唐高祖）等，皆以“陇西李氏”为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门阀之一。后世论及汉代循吏，当以仲翔父子为河东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