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诞生的运城红色卫生事业

在对党领导的抗战史研究中，人们的主要关注点多放在战役、战斗和抗战人物身上，很少涉及与战场和战斗相伴的医疗救护领域。近来，在进行抗战史料征集和整理中，接触到零散的一些有关抗战时期的医疗救护史料，权且做一简单梳理，以期拾遗补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敢于牺牲，但也要尽量减少牺牲，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走向战场和牺牲之际，党也尽其所能提供医疗救护的保障。

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前，运城的西式医学机构只有零星的、由基督教或天主教徒创办的10余处诊所，全部从业人员约50人。1938年，晋南沦陷，陡然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使本就落后、原始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短板和矛盾瞬间膨胀。这种情况下，党明了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牺牲，所以在全力发展各种抗日武装的同时，也力所能及地兼顾了医疗救护工作，这就是运城红色卫生事业的诞生和发端。

与抗日武装同步诞生的红色卫生事业

1938年年初，安邑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成立，安邑县抗日医院也随之诞生。3月3日，原安邑县沦陷后，安邑县抗日医院随着安邑县政府机构迁往该县稷王山南麓的沟东村后沟。医院迁至沟东后，药品极为短缺，严重影响了抗日伤病员的及时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大夫便到稷王山采摘中药，以备医院所需。抗日医院当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

1938年9月，安邑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与稷王山抗日游击支队合编为晋绥教导第三总队，总队长由孙定国担任，同时合并成立了教三总队卫生所，医务人员15人，主任吴秉荣，主治医生有王善良、卫明理、张守谦、郭世宽。1938年冬，教导三总队又和荣河、万泉、猗氏、新绛等县的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政卫一支队，其卫生所随之改编为政卫一支队所属医院，徐振本任院长，吴秉荣为业务副院长。

随着战斗增多，伤病员增加，原教三总队卫生所扩大为政卫一支队野战医院，医务人员增加到38人。1939年夏，政卫一支队再次改编为新军二一二旅，医院随之成为二一二旅的野战医院。其野战医院也改编为二一二旅野战医院，医务人员增加到50人。院长徐振本，负责政治工作；副院长吴秉荣，负责医疗工作。

医院设有医疗、护理、司务会计3个科室。其中，医疗科又包括门诊、住院、药房3个分科，有20人左右。护理科约有15人，主要是开展临时救治和护理工作。司务会计科主要负责伤病员的伙食管理、经费筹集和后勤事务等。同时，野战医院还成立有一个担架连，共计100余人。另外，各连队都配备了卫生员，卫生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检查和落实战地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和伤病员的个人卫生等。

在夏县，1938年2月，夏县抗日游击支队正式组编，夏初，中共地下党员孙雨亭以夏县“主张公道团”团长的身份，动员夏县南关大西巷医生乔景庆参加抗日游击队，组建游击队医院。乔景庆爱国心切，欣然应许，动员他的妻子、弟弟及一名医徒，携带全部药品器材，参加了游击队。夏县抗日游击队医院由此诞生。

初期，游击队医院驻扎在中条山前山的王家河、泗交、简底河、北源头、神庙沟等地，后随着日军的不断袭击，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便转移到深山老林中的上砖庙、下砖庙和干沟村一带。这里山大沟深，森林繁茂，地形险要，便于隐蔽，敌人不敢轻易前来进犯。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上级命令团部带领游击队撤离中条山，向同蒲铁路以西的二一二旅部队靠拢，一起向太岳区转移。这时，组织上调张炳元、李保怀、孙杰、朱全义、周录生和秦俊秀组成团卫生所，并指定秦俊秀为卫生所的负责人，跟随团机关行动，与太岳主力部队会合。

同时，永济等一些有条件的县也设有后方医院，医院一般不设病床，有医护人员4名~5名，日门诊二三十人。

红色卫生事业在夹缝中的艰难生存和发展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政治环境下诞生的红色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虽具有较高的抗日热情，但医疗水平相对落后。有的医院根本没有医生，有的医院虽有几个医生，但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极少，多是那些走村串巷的郎中，技术水平低，对战地抢救伤病员的知识更是缺乏，这给伤病员的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同时，日军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民，除了动用大批军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还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根据地周围“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布设岗楼哨卡”，企图彻底割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他们还“建立‘经济战’机构，颁布‘经济封锁法’”，严防布匹、粮食、盐、医药用品等物资向根据地输入，企图从经济上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地处偏远，再加上战火侵袭和敌寇封锁，很多外界的药物无法送达根据地供日常使用，直接影响医治工作的正常开展。尽管医护人员都努力开源节流，节省医药物资，但医药物资的补充速度终究比不过在战场上消耗的速度，这给医疗卫生工作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初建三总队卫生所时，医院只有一些零星的药品和纱布、棉球等，就连用来做手术的三折刀也仅有一把。同时，缺乏医护人员，医疗技术也很落后，只能给伤员做简易包扎，以及简单的伤口医治。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时，已成立一年有余的二一二旅野战医院，医疗器械才开始有所增加，医疗技术有所提高。

此外，医疗卫生机构大都设在民房里，且经常变更地址，迁徙不定，设施非常简陋。

为了解决医疗卫生工作中所面临的上述问题，运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一）引进与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为了尽快解决医护人才匮乏的问题，红色医院纷纷通过聘请专业人才开展培训，以及引进医护人员，来解决根据地卫生医疗工作的燃眉之急。

二一二旅野战医院聘请彭之久同志为大家讲授医学常识、急救知识、常用药物，以及如何打针、换药、护理等。同时，还邀请当地的老中医讲授中草药的医用，从多方面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另外，还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实地练习，战地学习抢救和转移伤病员，每次练习，都由医务主任监督执行，并且进行评比。平时遇到战斗，医务人员便随担架队出发，到前线配合战斗，随时随地抢救伤病员。通过培训学习和战地抢救，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

夏县抗日游击队医院在夏县县委和游击支队的支持下，逐步扩大医院规模，招收有一定医疗技术的医护人员。因游击队所驻的夏县山区人烟稀少，在附近乡村又找不到医护人员，于是同志们就到敌占区秘密动员亲友参加游击队医院工作。半个月时间，就动员了30多人。这些同志多数是青少年，只有十四五岁，最大的不过20来岁。根据具体情况，组织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有的担任见习助理医生、护士、卫生员，有的担任管理员、事务长、给养员、炊事员。

为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医院因陋就简，利用战斗间隙办起了卫生员训练班，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同时，对各中队的卫生员也进行了专门训练。通过3个月的培训，大家基本掌握了止血、固定、包扎、搬运伤病员四大技术，有些同志还掌握了内外科伤病员的一般治疗和护理常识，并且能在战场上独立抢教伤员。

（二）积极自制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材

二一二旅野战医院在稷王山的两年时间里，上级供给药品寥寥无几，加之日伪严加封锁，“凡私通购药以叛八论罪”，到敌占区买药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筹药品，渡过难关”的口号，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筹集药品。医院大部分药品和部分医疗器材都是自采自制的，条件最苦时，医护人员还以铁丝当探针、竹片削薄，烤握成弓形，代金属镊子。手术刀具用后生锈，经除锈、煮沸、消毒后再用。夏县抗日游击队医院也组织医护人员到中条山去采摘中药，加工制成多种药品。医护人员还自制了镊子、探针、手术刀，并为骨折伤员做了牵引架和妥马式夹板，充分保障了广大军民的生命安全。

（三）不断争取人民群众的援助

后方医院的运转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让广大群众成为战地救护工作的重要保障，是党赢得胜利的关键一环。

为确保医院和伤病员的安全，夏县县委指示抗日游击队医院：打仗要依靠群众，治疗工作也要依靠群众，把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分散到各村各户，进行巡回治疗。群众千方百计帮助伤员寻医找药，还给伤员做饭，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游击队员，出现了“村村住伤病员，家家当看护”的动人情景。

安邑县抗日医院收容治疗因支前而负伤的群众，还为附近的群众免费治疗疾病。同时，该院工作人员还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爱国、军民一家等内容的宣传，并帮群众挑水、打扫卫生等。百姓们会自发去村中观察敌情，通风报信，让伤员和医护人员及时隐蔽。此外，很多村子的老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为伤员缝补衣服，清洗被褥、绷带等，每个人、每一家，都在为伤员的尽快恢复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

运城抗战中的医疗救护事业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运城的医疗卫生机构收治了大批伤病员，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在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摸索出了一系列治疗常见病的土法，为减少部队减员、保证战斗有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有效地挽救了大批伤员的生命，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其中，医疗卫生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医务工作者在缺少物资与药品的现实条件下，面对侵华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各个战场与山间地道中，对战场上的伤员实行了及时而有效的战地救护，提高了伤员的治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与牺牲，挽救了一批又一批抗日战士的生命，为抗战的胜利保存了坚实的骨干力量。

（二）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凝结众志成城的抗战精神

游击医院建立后，不仅收容治疗因支前而负伤的群众，为医院和部队驻地的群众免费治疗疾病，还经常组织人员帮助当地百姓春耕秋收、挑水、打扫卫生等，积极搞好同群众的关系，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当后方医院需要药品和帮助时，当地群众广泛支持，主动给伤病员腾出休息的房间，并自发地参与到药品收集中。可以说，运城百姓是抗战中医疗救护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三管庄樊浩然，听说二一二旅野战医院药品缺乏时，就积极主动到敌占区买药，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封锁线，完成了购药任务。面对日军的不断扫荡，百姓还为医院提供物资、粮食和人力支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医护人员和伤员。这种军民团结的精神，成为后方医院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力量。

（三）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法，为抗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医护基础

运城抗日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及医护人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创造性地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法，在药物奇缺的战争年代保障了医药自主，促进了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延续发展。此外，在战争中成长的医务工作者通过实战能力得到充分提高，促进了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延续发展。

二一二旅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不怕艰险，翻山越岭，采集蒲公英、远志、菊花等草药，配制成止血药；用黄柏、地榆制成治烧伤的药；还用土硫磺、花椒水消毒；用猪油、羊油代替凡士林。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民间土方为战士和群众治病，如用通大海加冰糖治菌痢、蚯蚓粪治蜂蜇伤、胆矾散治湿疹等。

1939年夏秋之交，稷王山一带蚊蝇滋生，少数军民感染上了伤寒病，有的感染者甚至高烧到40℃，口干舌燥，昏迷不醒。因输液用的盐水短缺，医护人员只好把蜂蜜与菊花浸泡的药水，一勺一勺地喂给病人。就这样前后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治好了所有伤寒病感染者。

夏县抗日游击队医院将采集的大黄、连翘、麻黄、柴胡等30多种急需的药材精心制成解热镇痛、祛痰止咳、清凉解毒、健胃止泻、通利大小便、治疗疥疮及皮肤病的散剂、酊剂、丸药和软膏，基本上补充了常见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皮肤病和战伤外科消毒、杀菌等所需药品。

在抗战中产生的红色卫生救护事业，是运城人民不屈不挠、团结抗战的缩影。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在医疗卫生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运城的红色卫生工作仍取得了较大成绩。医务工作者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转，发扬“一切为了伤病员”“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医学和乐观主义精神，救治伤员、服务群众，为抗战胜利和人民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历史不仅是运城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张慧/文   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br>分类主题 : 凤城往事<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