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华：一文读懂三晋史

引言

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位于华北地区西部，黄土高原东翼。太行横其东，吕梁峙其西，黄河绕其南，长城贯其北，四塞险固，自古谓“形胜之地”，素以“表里山河”称著。

三晋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这里既有史前人类的星火初燃，也有君国争霸的金戈铁马；既有民族融合的血火淬炼，也有商业文明的创新突破。读懂三晋，不仅是追溯地理空间中的山西，更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载体——它以表里山河的坚韧，诠释着文明延续的密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见证着民族融合的历程；以务实求变的智慧，书写着商业文明的传奇。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始终与中华文明的脉搏紧密相连。

一、华夏之根

从243万年前西侯度遗址的烧骨，到60万年前匮河遗址的石球，到20万年前至12万年前丁村遗址的渔猎，到1万年前柿子滩遗址的篝火，再到5500年前的西阴文化、4300多年前的陶寺文化，山西南部的古文明绵延不断，持续发展。因为其本身的重要地位，被学术界誉为华夏文明的“直根”。

（一）人类用火

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其出土的烧骨，经科学测定，距今约 243万年，是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西侯度能人看似简单的用火行为，却蕴含着人类智慧的巨大飞跃，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也为后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农桑之源

1926 年，李济在夏县西阴遗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那枚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近年来，在涑水流域、汾水流域仰韶时期的遗址中，多次发现石雕蚕蛹。这些发现震惊了世界，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最早实物证据，也证明了晋南是中国丝绸文明的源头。

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万荣荆村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时期的农作物黍子、高粱的碳化颗粒，说明在6000多年前，河东地区的先民就开始播种高粱、黍子等农作物，开启中国农耕文明之先河。

（三）涿鹿之战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黄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他最早建立封疆的地方就在河东地区。涿鹿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发生在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当时，部落联盟各据一方，相互之间冲突不断。黄帝联合炎帝为争夺盐池资源，与蚩尤部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这场战争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黄帝与炎帝最终战胜了蚩尤，结成了部落联盟，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四）圣王所都

在中国上古史中，尧、舜、禹是三位备受尊崇的圣贤，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颂不衰。而河东，与这三位圣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阳、蒲坂、安邑，这些古老的地名，都属河东的地望。当时的河东，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是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在这里，尧、舜、禹推行德政，选贤任能，治理水患，发展生产，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们的治国理念和道德风范，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青铜礼乐

金属的冶炼，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闻喜县千金耙遗址是中国最早开采铜矿的地方，反映了中条山铜矿的早期开采方式。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重要空白。

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铜矿石和铜炼渣，并出土了小型铜铃等青铜器物，充分表明东下冯遗址已进入青铜器时代，进而用青铜奠定了夏代“以礼治国”的基石，拉开了中国古代青铜礼乐文明的序幕。

二、三代荣光

夏商周三代，山西地处中原文明与戎狄部族交汇要冲。夏代属冀州，安邑（今夏县禹王城）为核心都邑，孕育早期国家雏形；商代方国林立，鬼方、土方与商王朝频繁互动，晋南唐国为夏裔封国；西周以降，晋国封于唐，晋南成为宗法礼制中心，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策略，推动华夏与戎狄文化融合。

（一）大夏之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尚书·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天下为“九州”，山西南部属 “冀州”之地。文献记载的夏都“安邑”（今夏县禹王城），以及“大夏”“夏墟”的地望均位于此。山西已发现夏时期的遗存600余处，以临汾和运城盆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重要。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邀等遗址，既有典型夏文化特点，又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鸣条之战

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民怨沸腾。商部族首领汤趁机起兵，率诸侯联军西进伐夏。约公元前1600年，双方会战于鸣条（今夏县水头一带）。汤以“天命”为号召，揭露夏桀罪行，士气大振。夏军虽众却无战心，一触即溃，桀败逃南巢（今安徽巢湖）而亡。此战终结夏王朝的统治，商汤建立商朝，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早期国家的统治模式。

（三）傅说版筑

商王武丁继位后，思复殷礼却苦无贤臣辅佐。一日，他梦得圣人，名曰“说”，遂命人按梦中形貌遍寻天下。在傅岩（今平陆），众人发现一位筑墙工匠，正是梦中之人，即傅说。当时，傅说正以“版筑”之法（用木板作模、填土夯实）营建工事。武丁与他论政，惊其才学，遂拜为相。傅说辅佐武丁革新政治、发展生产、缓和矛盾，促成“武丁中兴”。版筑技艺因他闻名，而他更以“举于版筑之间”的逆袭，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典范。

（四）方国林立

商周之际，三晋大地因山河形胜成为部族竞逐之地，方国林立。晋南一带有唐国，为夏裔故地；灵石至汾阳一带分布着鬲方、鬼方，与商王朝关系友好。运城盆地的倗国、霸国，以青铜器铭文揭示贵族联姻与宗法制度；吕梁山区的土方、羌方，常与商周发生军事冲突，反映族群交融中的张力。这些方国或臣服王朝、或保持自治，依托汾河、涑水之便利，既吸纳中原礼乐文明，又保留戎狄文化特质，共同编织出商周时期山西“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五）虞芮让田

商末周初，虞、芮两国因田界纠纷争执不下，欲请西伯姬昌（周文王）裁决。入周境后，见农人互让田畔、士人谦逊守礼，百姓皆以信义为先。两人相顾惭悟：“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遂主动让出争议的土地，以“让畔”为邻。“虞芮让田”成为周人推行德政、以礼化民的标志性事件，亦为《诗经·大雅》所咏，彰显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为中国礼乐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晋国霸业

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争霸。晋国，作为一个原本仅“方百里”的诸侯小国，励精图治，终于从周王朝数十乃至数百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渐渐崛起，及至雄峙中原，纵横天下，成为延续数百年的诸侯强国，推演出一曲曲气象万千、惊心动魄的悲喜乐章，成为中国历史上耀眼夺目的亮点。

（一）桐叶封弟

太史公记载的周成王“桐叶封弟”之故事，标志着晋国立国的起点。叔虞受封于唐（今翼城），其子燮父即位后改国号为晋，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国策，具有尚变改革、求同存异的灵活性，为晋国春秋时期的发展强大起了重要作用。西周灭亡之后，社会处于激烈的大变革、大动荡之中，呈现出“礼崩乐坏”、周室衰落、诸侯争霸之战乱局面，支撑宗法制的周礼受到全面冲击而支离破碎。而晋国的法令却频频修改并在治国中推行，从而使晋国法典日渐发展，尚法、尚战、求改革、谋发展则成为晋国的主流。

（二）曲沃代翼

晋国的第十一代国君晋文侯死后，其子伯即位，是为昭侯。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闻喜上郭古城），号“曲沃桓叔”。历经桓叔、庄伯、武公三代经营，曲沃势力强盛，终在公元前679年攻克翼城，以“小宗代大宗”颠覆西周宗法秩序，改变了晋国的政治重心。前678年，曲沃武公又伐晋侯缗，并灭之。用抢掠来的珍宝器物贿赂新立的周釐王，周釐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曲沃桓叔姬成师一系彻底打败姬仇一系，夺得晋国正统地位。

这场持续67年的权力重构，打破了“亲亲尊尊”的传统，使晋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献公图强

公元前677年，晋武公去世，其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献公以铁腕之势开疆拓域，借“假道伐虢”之计灭虞、虢二国，打通中原门户。他推行“去公族、任贤能”政策，提拔士蒍、荀息等异姓精英，强化中央集权。然骊姬之乱引发二十年动荡，公子重耳流亡列国。献公虽奠定的霸业根基，却因尽诛公族导致卿族兴起。其临终托孤荀息时，赵、魏、韩等家族已在军政领域崭露头角，集权体制反成卿族专权之温床。

（四）文公称霸

公元前636年，流亡十九载的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推行“通商宽农”之国策以复苏经济，“作三军六卿”以改革军制。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以践信守诺，凭精妙战术大败楚师，周襄王亲赐彤弓矢，晋文公终成春秋霸主。其创设的六卿制度，使赵、魏、韩等家族分掌军政，虽强化战力，却导致权力分散。文公身后，六卿倾轧愈烈，晋室渐成虚位，霸业盛极而衰。

（五）六卿擅权

自赵盾专政伊始，六卿垄断国政，演变为“政在家门”之格局。赵氏“下宫之难”、范氏中行氏覆灭等事件，皆系卿族争夺权柄的生死博弈。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赵襄子联韩、魏水淹智伯，三分晋土。公元前403年周室册封三家为诸侯，晋国终裂为韩、赵、魏三国。这场巨变终结春秋霸业，开启战国争雄新篇，亦标志封建宗法制向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转折。

四、魏居首雄

魏氏本晋卿，自三家分晋立国，初都安邑（今夏县禹王城），后迁大梁。魏文侯用李悝变法，行尽地力之教，创武卒制，西取秦河西之地，东败齐师于桂陵。然中后期屡遭秦、齐攻伐，失河山之固，终至社稷倾覆。

（一）三家分晋

春秋末年，晋国卿族倾轧，智、赵、韩、魏四家角逐。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韩赵魏倒戈灭智氏，三分其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魏国由此立国。魏据河东盐铁之利，控崤函险塞，李悝、吴起等贤才汇聚，迅速崛起为中原霸主。三家分晋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封建宗法制瓦解的标志，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二）文侯强国

魏文侯，名斯，公元前445年继国君位，以安邑（今夏县禹王城）为都城，招贤纳土，“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并任李悝为相，致力于社会改革。经济上施行“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提升农业产能；政治上颁布《法经》，开创成文法之体系；军事上由吴起训武卒，建立.职业劲旅。西取秦河西地，北灭中山国，疆域扩至三倍。文侯治下，魏国军事实力与文化影响力达至鼎盛，为战国首雄。

（三）武侯图霸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其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武侯承继魏国鼎盛之势，沿文侯旧策，重用吴起、李悝等能臣，内修法制，外治甲兵，拓地千里，将魏国的百年霸业再一次推向高峰。然其志骄意满，轻慢贤臣，拒吴起“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之谏，渐失人心。与赵、韩交恶，争霸中原而多面树敌，虽一时兵强马壮，却埋下内耗隐患。在位十六载，致魏国霸业初现裂痕，终成战国格局转捩之关键。

（三）惠王迁梁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继位。他承两世之基业，凿鸿沟促漕运，筑大梁为都，修复与诸侯关系，开展一系列改革，使魏国复强，逢泽会盟称雄诸侯。然而，桂陵、马陵两败于齐，丧十万武卒精锐；西河要地尽失于秦，霸业根基动摇。徐州“相王”虽挣得虚名，却引发楚赵不满，陷入合纵连横之困局。魏国遂周旋于列强之夹缝，颓势难逆。

（五）秦并六国

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丧师24万，河东重镇尽失，魏国元气大伤。信陵君死后，秦将王贲于公元前225年决鸿沟水灌大梁，三月城破，魏王假出降，魏国历史落幕。颇具历史深意的是，商鞅、范雎等助推秦制的关键人物皆出自魏国。魏虽亡，其法治思想、军事制度经由秦制传承，深刻塑造帝制中国，三晋变革基因终成天下一统的催化剂。

五、汉魏风流

汉魏时期，三晋地区为中原与北方民族交互要地。汉初为代国封域，武帝置并州刺史部；东汉羌胡内迁，魏晋时匈奴、鲜卑活跃，形成“胡汉杂居”格局，亦为兵家争夺之战略要地。

（一）股肱之郡

秦在晋地置河东、太原、雁门、代郡、上党五郡，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始皇曾两度巡幸。汉承秦制设并州刺史部（治晋阳）。汉初代国为北方屏障，文帝刘恒以代王入继大统。武帝开边后，三晋成为抵御匈奴前线，卫青、霍去病率军从雁门出击，河套屯田与马政兴起。东汉并州郡县内缩，南匈奴内附居汾河流域，开启“胡汉共域”之始。

（二）乱世沃土

东汉中期，西羌起义持续数十年，朝廷徙羌人入并州，与汉人杂居引发文化冲突。汉末黄巾起义后，并州刺史丁原、吕布崛起，军阀混战中匈奴单于於夫罗趁乱劫掠太原。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安置于平阳（今临汾），胡族首领任官职。东汉末期，曹操任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治河东施以惠政，儒学兴盛，社会安定。

（三）战略重镇

曹魏以晋阳为北方重镇，设护匈奴中郎将管控五部。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刘渊据离石（今吕梁）建汉国，攻灭西晋；羯族石勒从并州南下，建立后赵。鲜卑拓跋部居代地（今大同），拓跋猗卢助晋室有功，受封代王，为北魏立国奠基。山西成为北方各族政权更迭的“孵化器”。

（四）西风东渐

东晋时从山西走出了两位贡献巨大的高僧，一位是慧远，他是“佛教中国化〞里程碑式的人物；另一位是法显，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汉魏山西墓葬出土胡汉风格器物，反映生活习俗融合。佛教随胡族内迁传入，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前秦苻坚推崇佛法，并州寺院渐兴。士族阶层“胡汉兼修”，文学上兼具建安风骨与游牧豪迈之气。

（五）关河锁钥

三晋“表里山河”之险使其成为兵家必争。韩信“背水一战”破赵军于井陉，曹操征高干围壶关，刘裕北伐经太行羊肠坂。魏晋时，陉岭（今雁门关）为农牧分界，六镇（沃野、怀朔等）拱卫平城，既防柔然南下，亦成鲜卑军事贵族聚居地，为北魏前期统治之基。

六、北朝雄风

南北朝时，三晋为北方民族交融要地。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拓跋焘统一北方，孝文帝改革移风易俗，平城盛极一时。东魏、北齐以晋阳（今太原）为别都，高氏集团据此控御中原。西魏、北周据河东，与东魏、北齐对峙。此期民族杂居、佛寺林立，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见证文化交融，三晋亦成军事、政治枢纽。

（一）民族融合

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近百年，使其成为北方民族融合中心。道武帝在此奠定根基，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孝文帝以平城为试点推行汉化，颁均田令、改官制，禁胡服北语、改汉姓通婚。平城汇聚鲜卑、汉、匈奴等各族，丝绸之路与草原商道交汇，云冈石窟融合犍陀罗艺术与中原审美，展现佛教本土化进程。六镇拱卫京畿，既显游牧军事传统，又因农耕化改革催生胡汉共治新形态，为迁都洛阳后的全面汉化奠定基础。

（二）军事枢纽

北魏分裂后，晋阳（今太原）成为东魏北齐“霸府”与别都。高欢以晋阳为根基遥控邺城，高洋建北齐后，形成“邺—晋”双中心格局。晋阳凭山势险要与农牧资源，设“百保鲜卑”精兵，兼具鲜卑军事传统与汉制治理（均田制、府兵制）。天龙山石窟佛像从北魏“褒衣博带”转向北齐“曹衣出水”，彰显艺术本土化。玉璧之战（546年）中，韦孝宽以晋阳为后方屏障，以少胜多抵御东魏二十万大军，凸显晋阳在东西政权对峙中的军事枢纽地位。

（三）河东角逐

西魏北周以河东为东进中原的前沿。宇文泰依托府兵制整合关陇力量，在蒲州、绛州设重镇，与北齐争夺河东。北周武帝改革府兵，兵农合一增强战力，576年从平阳（今临汾）出兵灭北齐，完成北方统一。河东盐池为关陇集团提供财政支撑，民族杂居（稽胡、鲜卑、汉）推动文化整合。三晋“控带山河”的地理优势，为隋唐统一奠定地缘基础。

（四）云冈风格

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云冈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实证.。在漫长的云冈石窟开凿过程中，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开始民族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有的地理区位、特有的民族宗教背景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风格”，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

（五）史学三裴

南北朝时，河东闻喜裴氏家族有三位史学家并称“史学三裴”。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史料补阙，开史注新例；其子裴骃著《史记集解》，集汉魏多家注释，存失传文献；裴子野（469—530年），裴骃之孙，撰《宋略》一书，叙事简明，史论切中时弊。

三人以史注与史著推动古代史学发展，彰显裴氏家族在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七、隋唐辉煌

隋唐时期，三晋地理位置关键，为中原屏障，沟通南北；政治地位重要，是唐朝龙兴之地；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运城在此时代，有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在山西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是了解隋唐三晋的关键窗口。

（一）晋阳起兵

隋末，炀帝暴政，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频发。三晋地处军事要冲，战略地位凸显。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据山西积蓄力量。在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劝说下，于晋阳起兵反隋。运城人柳亨，隋末任王屋县长，陷于李密瓦岗军，后归唐，为唐朝发展效力。李渊率军南下，攻克多地，直逼长安，开创了大唐数百年基业，影响深远的大唐王朝是从山西发祥的。

（二）柏壁之战

唐朝建立后，三晋地区刘武周在突厥支持下势力强大，威胁唐朝统治。李世民率军抵御，在柏壁之战以少胜多，大败刘武周，收复太原及山西大部。此役巩固唐朝在山西统治，为统一全国扫除障碍。河东盐池在唐朝是重要财源，受朝廷重视，保障唐朝财政收入，对稳定唐初局势具有重要作用。

（三）河东繁庶

唐朝时，山西政治地位提升，太原为北都，蒲州为中都。经济上，农业技术提高，水利完善，粮食产量增加，还支援长安等地。手工业发达，冶铁、制盐、纺织闻名。河东盐池产盐供应北方大部市场，促进，商业繁荣，蒲州一度成为北方政治与商业中心，吸引各地商人，与周边贸易往来频繁 。

（四）盛世风华

隋唐时期，山西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王通设帐授徒，时称“河汾门下”。薛收、薛德音、薛元敬叔侄三人，皆以才华闻名于世，被誉为“河东三凤”。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祖孙三人，三朝为相，有“张门三相”之称。王绩、王勃、王维、王昌龄、王之涣、柳宗元、白居易等在诗、文领域成就卓越，他们的诗作几乎撑起唐诗的半个天空。五台山寺庙建筑、佛像雕刻精美，体现山西文化繁荣与多元。

（五）晚唐藩乱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严重，中央对地方失控。山西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使其成为各方争夺焦点。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以太原为基地，与朱温展开近40年争斗。李存勖破后梁军队，扭转局势，后建立后唐。河东在晚唐虽处动荡，但盐业经济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中仍有重要地位 。

八、宋韵元声

宋元时期，山西为北方军事与经济要冲，北宋御辽夏之屏障，金代据腹心之域，元代隶中书“腹里”。此际政经格局迭变、民族交融深化，运城以盐池为基，在财税、军事、文化诸端屡建关键之功，勾勒出山西历史的多元脉络。

（一）宋辽对峙

宋初太宗两征燕云，山西成宋辽拉锯前沿。高粱河兵败后，宋军于晋北筑城寨、练乡兵，构建防御体系。杨业父子戍守雁门，以“杨家将”忠勇精神震慑辽军，其抗辽事迹经话本传扬成民族记忆。运城盐池岁输巨利，不仅充盈国库，更支撑沿边驻军粮饷，成为北宋北疆战略的经济基石。

（二）金据河东

金代以山西为“西京路”核心，推行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屯田，加速汉女真融合。河东因盐池之利升级为三晋经济中心，除官营盐业外，民营冶铁、丝织业勃兴，所产铁器远销蒙古草原，丝绸入贡中都。解州城“商贾辐辏，货贿山积”，展现金代山西内陆商贸的鼎盛图景。

（三）蒙金鏖兵

蒙金战争中，山西首当其冲，蒙古木华黎部三破太原，屠城焚邑致“户绝者十之三”。金廷凭黄河与晋南山地构筑“关河防线”，名将完颜陈和尚于大昌原以四百骑破蒙古八千之众。运城盐池因“国之大宝”属性，成为双方必争之地——蒙古控池则断金财源，金固守则延国祚，拉锯战中盐池屡次易手，见证乱世血色博弈。

（四）元治腹里

元代山西隶中书省，朝廷于晋北辟牧场、晋南兴屯田，引汾水灌田万顷。运城盐池设“解盐司”专管，所产“路盐”经驿站运往大都、陕西，年税银占全国盐课十分之一。同时疏通晋南驿道，使平阳（今临汾）经解州达洛阳的商路重现繁荣，运城遂成元廷“腹里”经济链中的核心节点。

（五）文运昌炽

宋儒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晋地史事为鉴诫，奠定编年体史学高峰。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文学上承前启后。段克己、段成己作为“河汾诗派”的重要人物，被誉为“河汾二妙”。元杂剧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山西成为梆子戏之发祥地。

九、明清溢彩

明清两代，山西处京畿肘腋，北御蒙元、东控幽燕，战略地位显赫。明代为九边重镇之首，清代属中原腹里，政经格局历经转型，晋商崛起重塑商业版图，边防体系深刻影响军事布局。运城以盐池、漕运、文化为支点，在明清山西史中留下独特印记，见证边疆与内地的互动脉络。

（一）明镇九边

明初，山西列“九边”前三镇（大同、太原、偏头关），驻兵二十万，构筑“内三关——外三关”防御网。大同镇“东连上谷，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南屏京师”，土木堡之变后成京畿屏障；太原镇依托雁门关，与蒙古俺答部长期对峙。运城虽非前线，却以解州盐池岁供边饷百万两，占明廷九边军费十分之一，时称“解盐之利，足佐军国”。晋南民户“输粟塞下”换盐引，推动“开中制”与晋商萌芽。

（二）晋商崛起

明清时期，晋商崛起，成为国内重要商帮。他们以盐业起步，后凭借票号闻名，首创“东伙制”（类似现代股份制），依托山西矿产资源与手工业基础，借明朝“开中制”政策契机发展壮大。清代时，晋商经营范围覆盖全国，远及蒙古、俄罗斯，以“诚信为本”“联乡结帮”为核心理念。但清末民初，因政局动荡、商路变迁及自身转型滞后，晋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却留下独特商业文化与晋派建筑（如乔家大院）等遗产。   

（三）盐池政经

解州盐池是明清国家经济命脉，明代设“河东都转运盐使司”，岁产盐1.3亿斤，供晋、陕、豫三省，税银占山西财政60%；清康熙年间“畦归商种”改革，催生专业化晒盐技术，产量翻倍。运城因盐兴城，清代形成“城防七门、盐池禁墙、百里渠道”的产业格局，盐商捐资修建的解州关帝庙（武庙之祖）、安邑涑水河堤防，既显经济实力，亦成区域文化地标。盐税之外，运城漕运连接汾河——黄河，年运粮百万石至京，被誉为“晋南粮仓动脉”。

（四）文脉勃兴

明清山西文化呈现多元融合，文脉昌兴。著名理学家薛瑄致仕后回乡设坛授徒，创立“文清书院”，形成“河东学派”，使霍山以南明清两朝文风蔚起，科第联甲，儒商渊薮。杨博，历任三边总督，著《九边图说》成军事经典；傅山博学多才，被誉为“清初六大师”之一；；李毓秀编《弟子规》，风行天下成为蒙学范本；樊守义在康熙年间出使欧洲十二载，其撰写的《身见录》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运城尤重文教，“河东书院〞“宏运书院”陆续创办，培养出大批人才。

（五）经济繁荣

清代山西经济多元繁荣。煤业兴盛，新开煤窑日多，勘探煤矿之法日精，除本地使用外，靠陆运和水运，销售至周边省份。酒业中，汾酒发展迅速，凭借新技术新工艺在国内保持独特地位。纺织业也脱离家庭模式走向商品化 ，参与市场竞争。此外，酿醋、制瓷、农产品等也向商品化过渡。而商品集散地逐渐成为著名市镇，北部之大同、晋中之平遥、介休，晋东南之晋城、长治，晋南之运城，皆店铺林立，货通八方。

十、辛亥风云

清末山西政局动荡，革命思潮涌动。1911年太原起义爆发，推翻清廷统治，成立军政府。此后历经反复斗争，山西革命虽有局限，却推动近代化进程，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一）晋潮初起

甲午战败后，山西遭列强经济渗透与传教士扩张，民族矛盾加剧。1898年维新派引入《天演论》等思想，阎锡山等青年接触民主理念。1905年同盟会山西分会成立，以《晋话报》联络学界、新军与晋南哥老会，形成“学界播火、会党响应、新军蓄力”的三角之势，为起义埋下伏笔。

（二）太原举义

1911年武昌起义后，山西革命党提前行动。10月29日，阎锡山、杨彭龄率新军攻占巡抚衙门，击毙陆钟琦，推举阎锡山为都督，成立军政府。此役半日结束，伤亡轻微，亦称“文明革命”，成为北方首义，震动清廷华北统治中枢。

（三）清廷反扑

1911年11月，清廷派曹锟第三镇攻晋，革命军在娘子关设三线防御。姚以价率部与清军拉锯十余日，张培梅敢死队夜袭毙伤数百人，但终因**匮乏退守太原。此战虽败，却牵制北洋军南下，间接支援南方革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共和新篇

1912年议和后，山西推行新政，经济设官钱局，办实业，勘铁路；教育改学堂，派留日学生；军事整编晋军，培养军事人才；社会层面剪辫放足，女学招生。阎锡山借新政强化军权，虽带军阀色彩，却构建出山西近代化的基本框架。

（五）历史余响

山西辛亥打破清廷“北稳南乱”幻想，推动共和；晋军出省作战传播革命火种；培养徐永昌等人才，奠定阎氏治晋基础。其局限在于依赖旧势力、未改土地制，但正太铁路工人、学生等新生力量崛起，预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既将到来。

来源：秦建华自媒体《美篇》

作者简介：

秦建华，网名夏夫子，山东大学史学硕士，运城学院资深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与河东文史研究，出版著作凡六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诗赋随笔不计，获得省级奖励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