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北京知识青年_散文_杨建国

就在六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东渠村突然来了二十二个北京学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六个男生，十六个女生。他们到稷山的一千余人，头一天在北京坐火车，天亮时到了侯马，再坐卡车走四十公里到了稷山露天剧院，进行分配，由各村来人领回去。
东渠村来了五辆马车，每个队一辆，将学生们拉到村子里，住在梁石锁家一个四合院里，村里派有专人做饭，并有一个大队干部担任学生们的指导员，负责管理他们的衣食起居，负责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兰虎堂、刘国良都当过他们的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学生们到村里后，都分配到各个生产队。一队一个男生是张福全，女生有郭新梅、邱洪荣、李月明；
二队一个男生梁德华，女生有刘淑珍、贾慧欣、李雨生；
三队一个男生陈文龙，女生有李秀英、刘俊荣、张淑慧、张静；
四队也就是我们队，一个男生陆海，女生有王慧敏、杜振玲、苏兰英；
五队两个男生王铁良、白希纯，女生有陈淑琴、刘淑英、赵淑杰，后来，北京中医院支援稷山医院的医生子弟叫余云泽也到了五队。

学生们休息了两天就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了，他们刚从北京的城市来到农村，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用水要自己到水井去挑，刚开始扁担压在肩上，不会自己调节，掌握不了平衡，挑水很吃力。吃饭的伙食，尽管村里尽可能照顾，但比起北京来还是不适应。干农活时，社员们手把手的教，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也可与社员们一样，开始挣工分了。
他们六九年的春节都没有回北京，在村里与社员们一起过春节，大年初一，农村人都穿着新衣服，与平时的精神面貌不一样，同学们感到很惊讶。记得我在初一时，穿着我妈给我做的一身黑色的土布棉衣棉裤，杜振玲惊讶的说，你也穿新衣服了？
当时，东渠村各个生产队经济情况不一样，按四队、五队、二队、一队三队排序，但相差不大。我们四队可以分红达一元/劳动日，分红少的队也可以达六——八毛/劳动日。同学们干一年，也就是六九年底分红时，都可以分到一百五十元左右，陆海头一年回去，拿自己挣的钱买了一块手表。
七0年春节，同学们头一年回北京过春节，是同学们最惬意的事，也是盼望已久的事。回去时将生产队分得红枣（当然了，还有平时自己偷着摘回来）、棉花、绿豆、花生都背回去，差不多近百十来斤，女生大都托运了，男生都是自己背回去的。学生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给乡亲们带了好多东西，肥皂、胶鞋、布料、衣服等生活日用品。

到了七0年的春天，由于各队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学生们的集体食堂就解散了，以队为单位自己开伙，这样虽然劳累一些，但可以自己调剂伙食。我们队是陆海主厨，杜振玲摘菜、王慧敏专职拉风箱，苏兰英打杂并兼职评说。
他们是北京来的，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气息，给村庄增添了活力。农村年轻人也都是以北京学生的穿着为时髦。
这么多年，陆海与我交往最多，铁良与我一起当兵，刘淑珍、王慧敏与我一起到绛县五四一工程工地，刘淑珍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其他男女同学们与我都很好，我们几十年一直来往。
他们这一批人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回城、招工、上学、当兵离开农村是学生们朝思暮想的事。头一年大家都在村里干农活，还没有过多的想法。，到了70年就开始有人招工、当兵离开农村了，这时就打破了学生们平静状态。大家都积极的想办法、找门路、托关系走出去。稷山县的知青办公室有一个老薛，是学生们相争巴结的对象。记得北新庄有一个宋涛，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岁数大点，比较老练，托司机朋友给老薛家里拉碳，一车碳要十多块钱呢！
72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王慧敏、张福全、陈淑琴、郭新梅、张淑慧，他们陆陆续续上了学。通过父母工作系统招工的有李秀英、白希纯；招工到县里的有刘淑英、刘俊荣、王铁良，刘淑珍，王铁良后来与我一起当了四年兵，退伍时回到了北京；招工到外地有陆海、杜振玲、邱洪荣、张静、赵淑杰。

22个同学陆陆续续的通过招工、上学、病退等方式离开了东渠，现在，大都生活在北京，最多的在东渠村干了八年。

同学们们对在东渠村生活的那段时间很是怀念，几年的农村生活，尝到的人间的酸甜苦辣，领略了社会的世态炎凉。几年生活在自己一生中的烙印十分深刻，是永远的记忆。

几年在东渠村的生活，与村民们接下来深厚的感情。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有走的比较近的堡垒户，几十年互相都惦念着！

李秀英在97年年率先一个人回到东渠村看望乡亲们，她在东渠村口下车后，先找到大队部，当时的干部们都不认识她，她在他们带领下找到了乱巧，住在乱巧家里，挨个看忘了乡亲们。

98年利用国庆节学生们组织了一次回村活动，来了十六个人，儿子杨涛在北方交大上学，陪同他们回到稷山。村里人知道他们要回村，专门开会研究了接待工作，雇了一辆中巴到侯马接站，村民们早早的聚集在村口的公路上，当中巴车停在村口时，村民们敲着锣鼓，放起了鞭炮，拥簇着学生们到了大队部。

在大队开座谈会时，学生们挨个倾诉思念之情，说到动情之处，忍不住得哭出来声，场景十分感人。会后大队组织了村民与学生们共同会餐。晚上学生们分散居住在乡亲们的家里。
接下来学生们或单独活动，或集体活动，分别看望了乡亲们。第二天，由大队支书翟奎亭陪同下，学生们到当年的田间回顾了与乡亲们一起劳动的日子，一面叫着亲切的地名，一面回忆着过去有趣的事情。

学生们离开时，乡亲们拿出自己家里的红枣、绿豆等土特产，每个人都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一个袋子。乡亲们又敲着锣鼓，将学生们送到稷山火车站，送上了车厢，学生们含着眼泪与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火车徐徐的开动了，学生们在窗口挥手告别，乡亲们久久没有散去！

到了一五年的国庆，学生们又一次回到东渠看望乡亲们，这时我也在家里陪着我妈妈，大队专门组织人员到运城关公机场接机，到了下午三点回到了大队部，乡亲们早早地在大队部等着，学生们一到，大家一拥而上，帮助学生们拿行李，招呼他们坐到村委会休息，相争着请同学们住到自己的家里。稍事，在我家吃了臊子面，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嘛！接着学生们由乡亲们分别接回了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学生们兴致勃勃的到南面的河滩里逛了枣园，看忘了乡亲们，给乡亲们送了北京特产。

第三天，我陪同学生们到黄河壶口瀑布去旅游了一下，回来在稷山红楼宾馆会餐。各个村民小组都来了一些人陪同学生们吃饭，席间时任稷山副县长的李建民致了欢迎词，气氛十分热烈。

第四天一早，乡亲们拥簇在村委会门口，为同学们送行。中巴车拉着学生们到运城老爷庙去旅游了一下，之后直接送到运城关公机场。

几十年来，在东渠村插队的学生，亲如兄弟姐妹，大家不停的联络，不时的聚会，每个人有事，大家一起参与，我多次到北京，也都在一起吃饭聊天，叙叙旧情。

我儿子杨涛在北京上学期间，同学们不停的轮流请杨涛到家里吃饭。杜振玲亲自掌管杨涛的财务，王慧敏送了杨涛一辆自行车。一八年九月十八日，我们在王慧敏家做客，杜振玲见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今天是杨涛的生日。

这批人在农村磨炼了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锻炼了他们的吃苦精神，造就了他们的为人处事方法，养成了面对现实的习惯。这批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但都能自食其力，都是很靠谱的人，没有给社会带来负担，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杨建国 稷山东渠村人。67年入伍参军铁道兵，中铁十二局厦门公司总经理。现退休。现担任厦门南平、四川等电厂董事长。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