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猗卖苇席_郭少峰

临猗县离我们家大约不到100公里的路程。

如果去临猗，最好是坐汽车等机动车辆。

即便是上世纪60年代，交通运输不方便，自家车不可想象，公交车也不直达，都很少有人选择骑自行车前往，因为路程太远了。

可是我爸爸却偏偏选择了骑自行车前往，而且是重载，自行车上还驮着东西。干嘛去了？去临猗卖苇席。


慈祥的爸爸


爸爸妈妈

我们家在绛县“西大门”横水镇柳泉村，涑水河静静地从村南流过。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太艰苦了。爸爸要凭着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养活我们全家6口人。干一天活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结算值都是几毛钱。以生产小队为结算单位，每个生产小队不等，多的不超过1块钱，而少的只有几分钱，我们生产队的值基本上在5毛钱左右。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天天得吃饭，我和弟弟妹妹们还要上学，爸爸就得一年365天，天天得不停地干活，而且每天挣来的价值是5毛钱。我们家每口人平均占有不到1毛钱。生活有多苦，爸爸有多累，可想而知。

但是面对艰辛的日子，爸爸的选择是拼搏，再苦再难日子都得过，而且还想过得比别人好一点。



69年前的爸爸妈妈和我

农忙时节，爸爸一天三晌在农田里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农闲时，他凭着会编制苇席的手艺，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

我们村有上千亩芦苇地，每年深秋把苇子割回来，大家公开评估一下，每梱可以编制多少张席，会编席的人认领多少梱，上缴多少张席子。我记得好像是每编制一个4X6尺的席子，记一个劳动日的工分。爸爸起个早贪点黑可以编两张席子。为了赶趁活，整个冬季都没有睡过天明觉。手被樒子割破的口子、扎的刺无计其数，冻裂的口子象小孩的嘴一样，痛得钻心时，他就涂上点猪油，在灯上烤一下。

爸爸尤其在编席的用料上精打细算，绝不浪费一根樒子。因为上缴不够任务要被罚款，而节余超产的席子能归属自己。完成任务，多多地超产，和把超产的席子换成钱，就成了他最大的奋斗目标。


编席的工具——窜子

大约是1963年，爸爸拚命干了一个冬天，除去上缴的席子，还超产了20余张。去啥地方卖了呢？当时横水镇上的土产公司收购价低于其它地方，而且差距很大，卖给他们每张席子给3块钱，而卖到临猗却能给5块钱。但这么大的利益差，必须用辛苦去换，骑自行车驮上50公斤左右的东西，到将近100公里的地方去卖。爸爸打听到这个信息后，便和邻居朱伯伯、周叔叔商量好，决心结伴一起到临猗县卖苇席。

经过充分的准备，他们选择了一个天晴月明的夜晚，凌晨3点多起床，每个人一辆28大扛加重自行车，每辆车驮10多张席子。大伙本想多驮点儿，但试了试，自行车后面驮不了两梱席，每梱10张，如果驮两梱，自行车后面太重，人就推不成车子，必须一直骑在上面，才能压住。大家带上应急修理工具、打气筒和馍馍。背馍馍本就是晋南人的标配，有顺口溜为证：晋南三大怪，裤腿赛麻袋，面条赛腰带，出门都带馍布袋。


28大杠

路途中，前半程还算顺利，基本上是平路，还带点下坡，对于重载是有点儿便利的。但是过了闻喜县不远，人开始累了，又渴又饿，还有一辆车胎没气了。他们找了一户人家，讨了点水喝，补了一下车胎，吃了点馍，继续往前赶。遇到上坡路骑不动时，就下车推着走，推不上去时就“盘”，两个人在后面推，一辆一辆地往上盘。过了运城，眼看着离目的地仅剩几公里了，没想到却刮起了西北风，顶住自行车后面的席子，就像倒吹着船上的帆，干脆骑不动。无奈，只好下车推着走，风还是不依不饶，吹得车子东倒西歪。

终于，千辛万苦过去了，下午3点多到了临猗，顺利地把席子换成了钱，每个人数着到手的60多元票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这在当时真的算得上巨款了。随后，每人赶紧喝了一碗当地出名的小吃——羊杂割，又踏上返回的路程。历时一天一夜，行程近200公里。



我（后右一）和爸妈及家人在老宅院


8位长辈参加的全家福

2022年12月21日，正值新冠疫情最严峻之时。早上7点23分许，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让我回去一趟。待我开车回到家时，89岁的爸爸却安祥地睡着了，任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我们弟、妹5个，媳婿、孙辈38人，悲痛欲绝，万分不舍！

爸爸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为了养活我们全家，吃尽了生活苦，养育之恩重于山、大于天，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

爸爸入土为安了，回归了属于他的那片土地，可我至今都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

谨献此文，以示怀念。



郭少峰，1952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柳泉村，退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