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中学进步师生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斗争

　在上海，日本资本家对纱厂罢工的中国工人进行报复，于1925年5月15日枪杀带领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5月30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资本家这一残无人道的暴行，当游行队伍到帝国主义者的租界口时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数十人，被捕数十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积极组织“沪案后援会”，大力支持上海各界人民开展的正义斗争，从而掀起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浪。
　　当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消息传到河津，激起河津各界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慨。遂以河津中学进步师生为主体，成立了“河津沪案后援会”，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上海工人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全校师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向社会，向各界人士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激发起群众的爱国思想，在此基础上开展募捐活动。“后援会”中的骨干分子米则兰等人带领宣传队曾到河津县城南关关帝庙稷绛联合商会讲演和募捐时，有不少富商慷慨解囊，当场就认捐白洋300多元，有些爱国人士还把买来的“日货”当众销毁，表示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正当河津中学“沪案后援会”的活动进入高潮时候，河津县顽固县长蔡光辉公开进行破坏，并暗中指令各村村长及土豪劣绅，阻挠河津中学师生这一爱国行动。但这没有把群众的爱国行为吓倒，反而更加激起群愤。有一天，河津中学学生进入县公署，公开向他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并要他个人捐款，同时给他指出：“帝国主义屠杀我们的同胞，现在上海的民众起来反抗，凡是中国人，都有责任支援他们的爱国行动，何况被日本资本家枪杀的工人领袖顾正红还是你的同乡（江苏人），以同乡的情谊捐款，也是合情合理的”。蔡光辉听了之后，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只好勉强地捐出白洋30元。

　　1925年7月初，“太原沪案后援总会”为了更加广泛发动群众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遂即发起召开全省大专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河津中学“沪案后援会”便选派米则兰、王谦让为河津中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他俩携带提案到太原参加大会时，见到河津籍人士、中共太原地执委工运委员会书记邓国栋，邓介绍他俩见到了太原沪案后援总会的负责人、共产党员王瀛同志。邓、王二位党的领导人对河津中学“沪案后援会”提出的提案给予大力支持。因此，在大会上，将河津中学学生代表米则兰和王谦让分别推选为太原沪案后援总会（后改称山西省各界沪案后援会）评议委员和全省学生代表大会执行部执行委员。他俩先后在大会上揭露河津顽固县长蔡光辉和地方豪绅破坏沪案后援会活动的罪恶行径。

　　米则兰、王谦让在太原开会期间，蔡光辉就派他的爪牙巡官武智文跟踪探视，伺机扼杀河津中学沪案后援会的革命活动。当米、王两代表从太原返校传达太原大会的决议和揭露蔡光辉的阴谋时，全校进步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致决定冲进县公署，驱逐蔡光辉。1925年9月29日，河津中学全体学生按大队、分队、小队组织起来，并成立了纠察队，维持秩序，目标朝着县公署，要与蔡光辉旧账新账一齐算。出发前，他们宣布了严格的纪律：不准个人任意行动；不准私拿县署的东西；不准破坏公物；不准泄露学生会秘密；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同时，准备了标语和小旗帜，拟就了宣言和蔡光辉的罪状，以便届时向民众宣布。为了自卫，纠察队每人带有木棒，作为冲突时使用。当这支学生队伍冲进县公署时，前锋队里有一学生发现了蔡光辉，顺便捞起砖头砸了过去，蔡挨了一砖仓皇逃走。由于学生对县公署道路不熟悉，虽四处寻找，仍不见蔡的踪影。继续再寻找，发现蔡从后门逃走。愤怒的学生们砸毁蔡光辉家中的家具和条幅书画等。接着，学生会的负责人米则兰面对拥进县公署和学生一起行动的数百名民众揭露了蔡光辉的罪恶行径，并宣布驱逐蔡光辉，指定县公署承政员陈绍祖为代理县长。河津中学进步师生这一革命行动，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震撼了河津的反动中心，威慑了四乡的土豪劣绅。

　　但是，蔡光辉并不甘心于他的失败，在河东顽固道尹崔廷献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当年的10月1日，派他的亲信原毓秀（禹门村人）率领宪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威风凛凛地不仅包围了电话局而且冲入河津中学，逮捕进步学生七八人。蔡光辉官复原职，于10月3日，查封了河津中学，撤了校长姚用中的职务。

　　河津中学学生驱赶县长的事件发生之后，蔡光辉还多次指派亲信逼迫邓国栋的家长，要求交待邓国栋是如何支持河津中学学生闹学潮的。然而邓国栋并没有示弱，不仅亲自支持指导了这一革命活动，还几次乘假期回乡之机，大搞恢复河津中学的斗争。

支秉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