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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书院里的河东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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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22-7-27 17:5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论是先有晋阳书院,还是先有河汾书院,在书院里筑三贤堂,而后叫做三立书院,看来这一点有所共识。据道光《阳曲县志》载:万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增建号舍,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

中国有祀奉先贤的传统,各地都有祭祀他们的祠堂庙宇,有的先贤尚且活在人世,就有给他们建立生祠的。从前哪里没有孔庙、关帝庙、城隍庙?城隍爷是谁,不就是生前守护城池的文武好官,死后被封为城隍爷,继续剪恶除凶、护城保邦,旱时降雨、涝时放晴,祈求谷丰民安。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先贤崔府君,姓崔名珏,字子玉,山西昔阳人。据传他当公仆时,“昼理阳事”“夜断阴府”,死后封神,是汉族全民信仰的神仙之一,全国各地都有崔府君庙。那么,书院所在,敬奉本地的文脉先贤,修个三贤堂之类,不但正常,而且应该。可能有人疑惑:太原的三贤堂,为什么要祀奉三个河东人?司马光夏县的,王通、薛瑄万荣的,太原难道没先贤?这可就有点说道了。
晋阳书院里的河东先贤
司马光,高雅到《资治通鉴》,通俗到“司马光砸缸”,名满天下,妇孺皆知。这国字号超级大儒,外地各处都敬奉不迭,太原人能排斥他?限于篇幅,其中奥义就从略了。得重点介绍一下大众比较陌生的王通和薛瑄。

听说过吗?有个偏正式成语叫“河汾门下”,就是因隋末大儒王通而生!他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教学,远近求学者达一千余人。大名人房玄龄、魏徵、李靖、杜如晦等,都是他的学生,时称“河汾门下”。

听说过王绩吗?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初唐诗人,王通的亲弟弟。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王绩著有《五斗先生传》《酒经》《酒谱》等,被后世公认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局,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总该听说过“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吧?其代表作《滕王阁序》中有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下绝唱啊!王勃又是谁?王通的亲孙子!

想往上追吗?王通八世祖王玄则,在南朝宋历任太仆、国子博士等,时称“王先生”,著有《时变论》六篇。七世祖王涣,撰《五经决录》五篇。六世祖王虬,在北魏为并州刺史,号晋阳穆公,撰有《政大论》八篇。五世祖王彦,撰有《政小论》八篇。四世祖王一,在北周为济州刺史,撰《皇极谠义》九篇。曾祖王隆,在隋朝历任昌乐、猗氏、铜川等县令,撰《兴衰要论》。

这样的“龙门三王”,这样的家学传承,这样的“河汾门下”,这样雄奇敦厚的人文背景,背后得有多大的学问作为支撑?这位道号“文中子”的王通,到底有多大学问,学术成果有多大?《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他著有《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经》《赞易》;传世的《中说》以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他提出的“三教合一”思想,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对后世影响甚巨,流传的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也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太原人不以他为先贤,只怕说不过去。
晋阳书院里的河东先贤
最后来看薛瑄,他是万荣里望人,西距王通故里通化镇不足10公里。起始笔者也奇怪,王通、司马光都是前朝先贤,盖棺论定的超级大儒,而薛瑄是活在本朝景泰天顺间的人物。建三贤堂时,距他谢世也不过六七十年,怎么就认定他也是先贤大儒呢?好,得先了解一下“河东学派”再说。
晋阳书院里的河东先贤
要知道,“河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薛瑄。在宋明之交,学术发达,名儒林立,能开宗立派者,绝非一般学者。薛瑄恪守周敦颐和二程之学,尤推崇朱熹,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读书录》)。认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其与王守仁姚江学派相对峙。他修正朱熹“理先气后”说,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分先后”“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读书录》)。又认为“气有聚散,理无聚散”(同上)。在家乡讲学十余年,弟子甚多,对后世有相当影响。门人阎禹锡、张鼎、张杰,传播师说,皆名重一时。该派主要人物还有段坚、王鸿儒、周蕙、吕潜、杨应诏等,余脉至明末未绝。

除了开宗立派这一条,还用追访他教育世家的出身吗?还在乎他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倒背如流,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的神童往事吗?还要回忆他为政有声,与把持朝政的司礼太监王振硬碰硬,“为政以爱人为本”的模范官德吗?不需要了。说起来那是一部大书,作家宁志荣写有《薛瑄传》。这里只说他的开宗立派、创立实学就足够了。“实学”这个概念,就是薛瑄提出来的,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你说这样一位被誉为“实践之儒”的人物,还不应该作为先贤被请进三贤堂吗?

周宗奇/文  (《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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