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召见董其武将军

继北平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后，原绥远省全体军政人员，在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领下，于同年9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电贺。毛主席希望绥远省全体军政人员“要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当时，肩负着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重托，自北平来绥远指导和组织绥远部队举行起义的傅作义，在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后，于当日下午4时许，携同孙兰峰将军乘特别快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盛典。董其武虽然也已为新政协代表，但因绥远当时情况复杂，百政待理，所以奉命留绥工作，没能参加新政协的盛会和接受毛主席的直接教育，由此常以为憾。

1950年2月到4月，绥远省改组了省人民政府，改编起义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这时，中央电召省委书记高克林、省政府主席董其武进京谒见毛主席，并要董其武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报告工作。我和曾士先以省人民政府主席随员和秘书的身份，随同高克林、董其武于1950年3月下旬乘车进京。我们住在北平小酱房胡同十九号水利部一所招待处内，这是一个有3层楼房的小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材料，草拟绥远省人民政府向政务院的工作报告。此项报告草稿，经向高克林、董其武汇报同意后，由我誊清，送至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周总理亲笔把原稿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改为“蒋介石反动政权”，使文章更显得旗帜鲜明了。当我把周总理亲自审阅并且打印出来的稿子带回住处，交给董其武过目时，他习惯地看看手表，已是夜晚11点半了。他感慨地说：“天这么晚了，周总理还这样细致地检查工作，太辛劳了!”翌日晨8时许，傅作义部长作为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同董其武一起参加政务院政务委员会议，周总理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董其武。董其武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报告，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人都离座和董其武握手，表示欢迎。

董其武返回小酱房胡同住处后第一句话就说：“周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真是一代伟人。可惜我匆忙中没顾得上向周总理问好，真悔之莫及。”

1950年4月27日，傅作义部长来了。他握着董其武的手，不寻常地笑着说：“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是毛主席召见？”“对，是毛主席召见。被召见的还有高克林书记。”傅作义庄重地回答。当晚，董其武高兴地换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还检查了自来水笔。7时许，他乘坐傅作义的车，和高书记同往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在灯光如昼、朴素无华的办公室里，傅作义把董其武介绍给毛主席，董其武恭敬地向毛主席行了礼，然后激动地半天才说出一句：“毛主席您好！”毛主席爽朗地笑着说：“同志们工作辛苦了！”并让董其武和高克林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座位上。毛主席问长问短，十分关怀绥远军民，亲切地说：“你们的通电我看到了。你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复电是我亲自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蒋介石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傅作义）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指董其武）还没有和共产党多共过事。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蒋介石是搞码头、搞宗派，他是必然要失败的！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努力把国家事情办好。”毛主席风采潇洒、亲切慈爱、说古论今，谈了好长时间。董其武聚精会神地倾听毛主席的谈话，也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候，傅作义说：“主席劳累了，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风趣地说：“看，傅宜生（傅作义的别名）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毛主席站起来与傅作义、高克林和董其武一一握手，并举手示意再见，直送到门口。董其武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行了军礼，并数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的高大身影，心中充满了幸福。

回到小酱房胡同住处，已经快夜里12点了，董其武仍以激动的心情，详细地向随员们介绍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让我好好记下笔记，不能忘记这一幸福召见。

董其武接着说：“我此次进京，不仅看到了首都百废皆兴、欣欣向荣，而且令人终身难忘的是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拜见了敬爱的周总理，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真如傅作义部长对我所说的，‘得到明师的真传了’。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忘这次幸福的接见，光荣地完成党所赋予的‘地区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重大使命。”董其武的这些话，深深刻在我当时还年轻的心灵深处。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追忆起来，音犹在耳，心情仍是非常激动。

（白 震 /文《内蒙古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