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相锋：推进基层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这是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格局中的精准定位，赋予慈善事业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

目前，市、县基层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积极性不高、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总体数量偏少、慈善组织活力不足等问题，慈善组织诸如此类客观、主观的现实情况在基层尤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局部慈善工作的推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慈善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权重，从而影响到慈善履行“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历史使命和行业担当，进而影响到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基层慈善组织慈善资源相对匮乏呈长期性。慈善资源受制于经济社会及其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区域经济的集中度不断向产业聚集地集聚，向有活力地区加速流动，多数基层地域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活力欠佳，受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传统观念、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慈善资源获取难度在加大，匮乏的程度在加深。不对称的是基层慈善需求的程度在加重，或称为“慈善转型性疼痛”。未来，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加强，仅仅依托传统方式获取慈善资源的模式逐渐“式微”。短期内，慈善组织特别是基层慈善组织，受人力、物力、财力、体制、机制等转型发展影响，慈善资源匮乏将呈长期性。市、县慈善组织遇到组织生存危机。

慈善效能重心在基层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目前仍有5亿多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生活居住在农村，占总人口的36.1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合力作用下，基层政府积极应对、驰而不息；基层慈善事业在其中的权重呈加大加重趋势。与此同时，城镇化程度日益提高，城镇人口的增量和增长趋势明显。数据表明，随着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镇社区承担的公共服务急剧加大，包括对慈善的需求也是正相关的。在给城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在现行城乡差别现实下，城镇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农村要高很多。两者需求正向叠加，慈善重心在基层的基本面，不仅没有根本性改变，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对慈善的要求标准和需求期待也在提高。

基层慈善组织作用不可低估。基层慈善组织大多数是由市、县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成立组建的。从引导基层慈善实践的角度讲，这些组织普遍成立时间较早，不论过往、现下，还是将来，已经、还将在地域发挥先行者、主力军作用；从作出的贡献看，这些组织对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正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慈善涵盖面、影响大的方面讲，九八抗洪、汶川地震、玉树泥石流、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基层慈善组织积极动员群众，踊跃捐款捐物，在精神层面、物资层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小的方面讲，市域、县域发生的局部重大自然灾害、交通、卫生等公共事件，基层慈善组织靠前参与、靠前救助，因地制宜，对于鼓舞社会、抚慰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危难之时慈善力量深受群众关注、推崇。

慈善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基层。“郡县治则天下安”。“十四五”时期，慈善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基层慈善组织的转型复兴。因此建议：第一，加强依法治善广度。加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称《慈善法》）《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以下称《条例》）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为慈善工作融入基层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创造法治环境和条件，为慈善担负“第三次分配”提供法治保障。第二，加快慈善组织转型速度。随着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不断改革，尤其是《慈善法》实施以来，基层慈善组织政社不分、兼职严重、队伍老化等得到一定程度规范治理，但转型意识不强、动力不足、效果不佳客观存在，仍需在转型发展中解决。转型重点应该放在体制机制转型，以及大数据、网络化、自媒体向善的选择及实践应用上。第三，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现阶段，市、县政府部门在加大购买慈善组织服务上应有更加切实有效的举措。同时，应扶持保障慈善组织的生存。第四，提升慈善组织联合的密度。引导基层慈善组织加强区域内联合，发挥基层慈善组织“在场优势”，适度开展跨区域组织、国际组织的联合。通过联合，以强带弱、锻炼队伍、加快转型，形成基层慈善组织在被带动助推中完成“蜕变”，从而补齐基层慈善组织转型发展的“短板”，为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作者系运城市慈善总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