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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保志愿者护鸟16年 志愿者团队人数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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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16-10-19 14:56: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几天前,在房山和野三坡交界处,环保组织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队员们,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斑羚。
  “被架设在水洼边的红外监测器拍到的。”站长李理介绍,日常巡护中,发现山沟一处小水洼边有很多动物足迹,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脚印和动物粪便,“当时猜测是野生斑羚,就在树上绑了个监测器”。
  十个月后,野保员再次来到此地,发现相机被水淹过,还好记录影像的采集卡没有问题。用吹风机吹干后,他们在视频中发现一只野生斑羚的身影。“根据周边足迹及粪便,我们猜测应该有五六只斑羚在一起。”李理称,只拍到五六秒画面,有些可惜。
  早在2000年,18岁的他便独自创办了这个保护站,并很快建起12人的团队。16年来,团队在房山、延庆等地建立四个野生动物保护站点,创立了黑鹳保护、候鸟迁徙、人兽冲突、生态假期等多个项目和活动。“监测、巡护和救助是主要工作。休整几天后,我们又要回山里统计今年黑鹳的最新数据了。”李理眼神里闪着光。
  发现黑鹳
  找到鸟巢,便能准确统计出黑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数量——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北京地区黑鹳数量在3到5只,分布在拒马河流域。
  2010年,做了十年黑鹳宣传保护工作的野保员们,多次在该流域为黑鹳建立围网和宣传警示牌,但并不了解黑鹳习性和保护工作。队员们一致决定,找到该流域的所有黑鹳,为科学研究留下一些素材。
  找黑鹳的过程万分惊险,因为它的巢穴建在悬崖峭壁上。
  徒手攀爬是唯一的办法。2010年,李理带着郭小民等3名队友首次确定了285米高的悬崖上有黑鹳窝后,便带着三十来斤的拍摄和攀爬设备上路了。
  在喀斯特地貌的山路上行走,一路上能听见鞋子和山石碰撞的咔咔声。当他们来到第一个崖壁时,每个人的腿都在发抖,汗珠直冒。站在山顶上,山脚下的公路是一条不比鞋带粗的细条。“当时才意识到是在玩命,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回忆当时,李理仍有些后怕。
  通往黑鹳巢穴最近的道路,是条只容得下一双脚站立的小路。李理用尼龙绳绑住身体,慢慢地移到目的地,后面的队员也一个个捆住身体,移到巢穴附近。
  巢穴在距离脚下十来米的悬崖凹处,峭壁的石头上又长着山枣刺,岩石多有松动,只能把绳索一头捆在石头上,一人下去,其他人拉着绳子。
  郭小民蹲在岩石上方,掏出记录本,记录天气、温度等外界条件和黑鹳特征;李理则带着相机下降到巢穴边,拍摄和描述巢里仅有的一只幼年黑鹳,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五分钟。
  拍摄和记录黑鹳的过程惊险,找寻的历程则格外漫长。有时,在发现疑似黑鹳的白色粪便之后,要持续蹲守十个小时,才可能确定它是否在附近栖息。
  李理骄傲的是,在房山区域,近几年通过监测,发现这个全球只有2000只的濒危物种数量,从开始的三五只攀升到六十多只,“今年冬天我们还要去做最新的数据统计,估计可以突破七十只。”他相信,被授予中国黑鹳之乡的房山,将会发现更多黑鹳。
  守护候鸟
  每年11月到12月,是天鹅和灰鹤(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等候鸟迁徙到野鸭湖附近的时间。
  李理习惯性地爬上三层楼高的监测塔顶,拿出望远镜观察湿地状况和鸟类踪迹。运气好的话,他能看见天鹅或灰鹤成群飞过天空。
  鸟类胆小,怕人。为了能实时准确检测到候鸟,李理一行人带上拍摄设备、GPS定位仪器、红外监测设备、收音器等四处寻找,经常一找就是一整天。
  “在野鸭湖附近发现成群天鹅的次数较多,我们会在附近驻扎帐篷,有时河面结了冰,在冰面上一呆就是几小时。”杨赫说道。他31岁,是首都机场的地勤人员,做了十年的候鸟迁徙项目。
  11月北京的气温在零下五度左右,湖面附近,温度更低,冰层较薄。李理和杨赫裹在厚重的迷彩服里,双手握紧相机和三脚架,一前一后抓着尼龙绳,生怕一不小心掉进冰水覆盖的沼泽里。
  二人轻轻地踩在冰面上,一步20厘米,一直走到距天鹅不到百米的芦苇旁,选好监测点。李理拍摄记录候鸟停留的画面,手里按着计数器;杨赫用望远镜查看,然后在记录单上填写种群、数量等信息。
  下雪结冰,大风刮得脸生疼,野保员们什么样的天气都遇到过。杨赫记得,有次拍摄候鸟,4人扛着拍摄机器在满是积水的沼泽地里走了半个多小时,“湖水冰冷,像无数小针扎着,腿陷在淤泥里,冻到没有知觉。”
  如果候鸟没有判断好迁徙时间,到达野鸭湖时容易遇到冷空气。为了防止有鸟冻死,野保员们会准备棉布,盖在鸟类身上。在食物紧缺时,他们还会提着二十来斤的成桶玉米粒,走到候鸟群附近投食。
  随着官厅水库的开发,野鸭湖湿地公园游客量激增。冬天,摄影发烧友会结队拍照,鸟群见到陌生人就会飞走,甚至打乱迁徙计划。
  野保员们在湖边围上铁丝网,再贴上海报进行科普。巡护候鸟的季节,他们便长期驻守在芦苇荡中,每天巡视七八个小时,看见有人上前,及时阻止。“看着好玩,其实都是琐碎和枯燥的工作。”杨赫说道。
  如今,在野鸭湖湿地保护区,天鹅从200多只恢复到600多只,灰鹤由几百只,扩大到4000多只,雁鸭类也成倍数增加。
  每当看见成群天鹅或雁类在辽阔的天空排成一字形,飞过芦苇荡的上空时,李理就有股说不上来的畅快。“尤其当它正面朝向你,越飞越低,越来越近,你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你知道它一点不畏惧,那是一种信任和亲密,它知道你们是朋友。”
 “上瘾”16年
  胆子大的李理也有害怕的时候。
  一天傍晚,房山当地村民在山间发现一只受伤的黑褐色秃鹫,有半人高。秃鹫天性凶猛,易袭击,李理也不知道如何接近,犹豫了半天,只能“硬来”。
  他举起双手,半步半步地挪动,心里打着退堂鼓,嘴里念念有词:“那什么,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你受伤了,需要帮助,我抱你下山,送你去救助站。”开始几次,秃鹫还会摆出用嘴啄人的姿态,之后便安静下来,不再动弹。李理一下来了勇气,立刻用白色浴巾抱住秃鹫,把它送往救助中心。
  建立保护站的前五年,家境富裕的他带着玩的心态,带领队员发传单,去河边捡垃圾。“这样真的能有效保护到野生动物吗?”他意识到,做这些事情没有效果。
  正值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来中国开展项目活动,在项目主任解焱和团队的免费培训下,野保员们渐渐掌握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方法。之后,“黑豹”的四大站点和一个临时监测站陆续建立,分别承接不同的野保项目。“除监测国家稀有野生动物、森林巡护、候鸟监测、救助受伤动物,还有定期的生态假期活动,面对少儿开展动植物的宣传教育活动。”
  李理不曾设想,16年一晃而过,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北京周边郊区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愿意参与的志愿者也络绎不绝。
  15日,李理坐在家中,畅谈起在保护站的点滴。电脑前,他一张张回放拍摄的野生动物品种和队伍日常巡护的工作照。
  “这是翠鸟,很小,它的羽毛色泽鲜亮,而且多种颜色,很漂亮”。每看到一个物种,他都会“职业病”地简单介绍几句。
  楼上,是他的画室,墙上贴满了山水和鸟兽的国画——李理的国画卖得很好,这也是保护站长期运营的资金来源。正赶上数码时代,他一次性砸了几十万用于购买拍摄的机身和镜头。
  打开画室右侧的防盗门,是个露天阳台。那里爬满了深红色的藤蔓植物和绿色盆栽,正前方的长方形池塘里,种着几株从野鸭湖移来的芦苇。
  “我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很少有时间打理这小花园,但它们自由生长,很茂盛。这就是自然的魅力。”他回忆,自己1982年出生在北京右安门外中顶村西头。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开发到三环。他家的四合院,种植着石榴树、柿子树,屋外的田野则是“百草园”,他跟着老人种粮食和蔬果,没事就躺在草垛上看星星,或者爬到树上掏鸟窝,园中,蛙鸣、蚱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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