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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刍议 ——兼记河津碑刻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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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发表于 2022-4-21 10:59: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碑刻始于何时,无从考证。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碑刻。《墨子》一书就曾多次提及“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可见碑刻在上古帝皇时期就已出现,而且还承载着重要使命。河津目前发现的碑刻遗存,最早的是《北魏青砂石造像》(386~534年),其次就是《薛公墓志铭》(662年)。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着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经过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发展,人们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石质用品,还创造了表达其思想与追求的石刻艺术形象。特别是碑刻,作为文字的重要载体,被广泛应用,如摩崖、碑碣、画像石、石阙、石经、墓志、造像、石幢、法帖,等等,不同形式的石刻作品琳琅满目,比比皆是。《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刻石之风,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石刻,自先秦一直延展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就其文化积累,可谓浩如烟海,其价值之高,早已被誉为“石头之书”“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备受世人垂青、珍重和利用。这里仅就碑刻的种类、用途及价值略述一二。

碑,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从狭义来讲,它是专指石刻种类中的一种;广义来说,它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讲,通常是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看来碑的含义早已约定俗成。

还有一种就是唐宋以来,有汇刻历代帝王、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称之为“法帖”。本文议及的“碑”就是泛指石刻中有文字或图像的石质载体和这种“法帖”。

“碑”与“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碑是碑,帖是帖。前人概括为“竖石为碑,横石为帖”,具体不同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为功用不同。刻碑立石是以期达到“寄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而法帖则是以传承、学习与欣赏书法为目的。因而复制历代帝王、名家法书成为人们一种有意识的书法活动。

二为内容不同。碑刻文字通常是以记功颂德、追述世系、纪事等为主要内容,其行文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而帖是以汇集、摹刻帝王、名人法书为主要内容,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精者片纸楮素,只字皆收,其书写内容多为往来信札与诗文等。

三为书体不同。碑的书体早期皆为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御笔挥洒,以行书书丹上石,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外绝少见之。然而,刻帖尤以小楷及行、草书体者居多。

四为形制不同。碑的形制为长方形,竖于地面,上覆碑额,有圆顶、方顶、尖顶之分,下面还有碑趺,分龟趺、方趺之制;碑高几丈有余,中间或有穿孔,可四面刻字。帖的形制为横石,通常高尺许,只有正面刻字,无四面刻字,更无趺、无额、无穿孔,一般都镶嵌于壁间。此外,帖有木刻,但碑没有。

五为上石之法不同。碑通常是采用书丹上石,(现代当然有用电子扫描上石法)。而帖是摹勒上石,二者有本质不同。

六为刻法不同。碑经过书丹上石,刻工可因循刀法之便直接奏刀,笔画方峻狠直,刀石之意味较浓。而帖经摹拓、勾勒上石后,刻工是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而任意奏刀的自由,皆须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

碑刻在我国古代不仅出现很早,而且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于是衍生出繁多种类。仅以刻有文字的碑来论,常见的有功德碑、记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题名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等。每一类碑还可细分为很多种。如记事碑就可以根据内容及功用不同分为十几个类型,如官方的诏书文告碑、民间的修桥建庙碑、乡规民约碑、地界契约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河津从古至今遗存的碑刻种类繁多,涵盖广泛,无所不有。现已发掘的碑刻主要有宫庙碑、记事碑、墓碑和墓志铭碑几大类。如元代(1357年)创修上生院记碑、康熙元年(1662年)题禹门碑、元代史迁墓碑、怀远大将军墓碑、卜子夏墓碑,还有现代的河津县城迁移记碑等250余通。

碑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重要的价值。

一是碑刻有着弥补史实、校订史料的价值。过去,大凡改朝换代,必修前史,故于本朝不利者,皆删除篡改,正史典籍中亦有不尽可信之处。然碑帖之文,皆为当时所刻,或埋于地下,或置于荒野,或葬弃于古塚墓室,一般来不及篡改,所以,可用于校订史实。如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为我国留存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研究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甚至是无以替代的文献,弥补了中西交往的这段珍贵史料;200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井真成墓志碑,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2020年,陕西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唐代元大谦妻罗婉顺的罗婉顺墓志,由汝阳郡李??模?照媲涫榈ぁ@瞽的母家元氏一族系北魏昭成帝之子常山王拓跋寿鸠的后裔,而元大谦、元大简兄弟系常山王第七代孙,大谦还曾任绛州龙门县令。这应该是河津古县志从未涉及的一则重要文献内容,对研究河津古代的历史价值非凡。

二是碑刻有着文献校勘的价值。过去的文献典籍多为辗转传抄,或有遗漏谬误之处,可以与石经拓本校之,足可更正补遗。如苏轼撰并正书之宿九仙山,“暂”,《苏东坡全集》则作“一”;“春”,《苏东坡全集》作“香”;“半夜”,《苏东坡全集》作“夜半”。诗文上石后未经改动,当以石刻文字为正。

三是碑刻有拾遗补阙的价值。碑刻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礼仪、政治、军事、医药、世系、传记、风土人情、筑路造桥、买地划界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就是一部“万有文库”。特别是秦汉碑碣以降,与雅颂同文,故载之,亦不乏鸿篇巨制,尤其是刻帖多为名家诗文词翰,细品文意,以石刻文字为优,实可丰富、弥补历代文学体裁之缺失。如被毛泽东赞誉的“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的鲁迅,一生唯一为河南曹植甫手书教泽碑文。又如河津西窑头村关岳庙记碑文,由驰名历史学家乔鹤仙和山西大学首任校长、教授李亮工的老师、理学大师周自道撰文、书丹上石。

四是碑刻有考辨文字源流的价值。文献记载以籀文为最早,然而不见其原物,何以知籀、篆之形,而更不知三千余年前甲骨文之为何物?非得碑帖、甲骨实物方可考文字的源流之始末。如新绛县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碧落碑,就用了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的古文字,假借转注甚多。宋代郭宗恕著《汗简》中,就收录了此碑中的古字。清编《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对保护我国古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是碑刻集书法之大成。中国的纸虽然在东汉晚期就已发明,但能够流传下来的最早书于纸上的文字,现仅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书法,除墨迹外,碑刻为大宗,特别是以周钟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书法大者盈尺,如“泰山石峪”,小者如豆,如晋唐小楷。历代名家篆、隶、正、行、草书,各种书体无不涵盖,碑帖可谓是书法艺术的最大宝库。特别是湖南浯溪,摹崖石刻的《大唐中兴颂》(颜真卿书)《大宋中兴颂》和《大明中兴颂》,由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苍崖丹壁,点画犹然,雄文健笔,焕然古今。

还有河津保存的曾为孙中山逝世书挽联的民国大书法家、时称华北第一铁笔赵昌燮书丹的卜子夏墓碑。

综上,碑刻是多种艺术的结晶。首先是专门的一种文体,形式严谨,构思精巧,语言优美,典雅不俗,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苏轼的表忠观碑,其文多由书法家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典范之作和模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其次,碑的纹饰雕刻别具匠心,堪称艺术佳品。而且,碑刻多为旌表纪功,以冀传之后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显神灵、祖宗的功德,或纪念英雄的伟业,如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使之与山川大地一样永远为华夏儿女所崇敬。还有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为传播当世,递之不朽。其所刻图像,不论是文王、周公,还是孔子,孟子,也不论是老子、佛祖,还是彭祖、关公,无一不是明君、忠贤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有驱邪避灾,祈福之用;其边饰卷革纹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兰花等,多为耐寒、富贵、高格、伟岸的代表,内容严肃规整,图饰华美典雅,文书俱佳,皆堪称艺术佳作,都是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史上的奇葩。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现在大力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应该大力发扬光大优秀的碑刻文化,保护碑刻文化资源,彰显碑刻文化底蕴,赋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复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袁建顺 李建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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